秦汉时期山东的蚕桑丝织业

春秋战国时期是山东蚕桑丝织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阶段,此时山东已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并获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秦汉时期,山东的蚕桑丝织业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黄金阶段,此时无论是生产规模、生产质量,还是生产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还在临淄设置了专为皇室织做精美丝织品的"三服官";山东的丝织品成为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深受罗马、朝鲜、日本等国的欢迎。秦汉时期山东蚕桑丝织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样的,除良好的地理与政治环境外,政府的政策、社会风气等也起到了保护、推动与刺激的作用。

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

唐北宋时期 ,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地域分布广泛、产量大、质量优的特点 ,虽经战乱 ,但总体来看并未出现衰退或停滞的局面 ,而是处于不断前进 ,不断创新的阶段。虽然从唐后期开始 ,蚕桑丝织业的地理布局开始发生变化 ,但北宋时河北地区的丝织业无论是生产普及率 ,还是产量、质量 。

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

杭嘉湖是明清时期蚕桑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蚕桑丝织业不仅征该区域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带动该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变化的轴心和动力。因此，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在促进该区域的自然经济的日益瓦解、商品经济逐步取得优势的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蚕桑丝织业及其贸易

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奴隶制解体和封建制形成的过程中．以小农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大量出现．家庭手工业和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普遍发展起来。当时作为手工业主要部门的蚕桑丝织业．由于劳动人民不断改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村．人们普遍重视养蚕种桑．把缫丝纺织作为农业的主要副业。如1979年．在湖南衡山霞流市湘江堤岸下发掘的蚕桑纹铜尊，尊腹部的主纹是由四片图案花的桑叶组成，叶上及其周圈布满了蠕动的小蚕．尊口的蚕形一对一对地昂首相对不食不动作番眼状。当时饲养家蚕已有蚕室．室内具备蚕架（联或槌）、桑箔（曲）和受蚕器（蘸、筐）。劳动妇女把“治蚕茧一看作主要的副业生产《礼记·内则》以为“执麻臬、治丝茧”是妇女应学的“女事”。《吕氏舂秋·上农》则把“麻填丝蚕之动”，作为“女教”．可见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己在农副业生产中占有主要的地位。

近百年来宋代蚕桑丝织业研究述评

宋代蚕桑丝织业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起初附着于其他问题的研究,70年代末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成果多集中在蚕桑丝织业的区域分布与发展、蚕桑丝织业与财政经济、蚕桑丝织业与商品经济、生产技术与工艺四个方面。21世纪以来,其进一步与生态环境史、家庭经济史等学科相结合,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论题不断细致和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古丝绸之路上蚕桑丝织业的兴衰--对吐鲁番出土蚕桑丝织文献的新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涉及蚕桑、丝织及绢帛的文献不少。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整合性研究,揭示出高昌郡及高昌王国前期是蚕桑丝织业的繁荣兴旺期,西方对绢帛的需求与晋末中原绢帛供给的中断,带给高昌发展蚕桑丝织业的机遇。高昌郡府鼓励植桑养蚕,管控大部分蚕桑户、织造户的生产,致力于丝绢的聚集和外销。麹氏高昌建国后,臣属于北魏,丝绸之路重开,中原丝织物的大量西输冲击了高昌丝绸绢帛市场,银币替代锦绢成为流通手段,使得高昌丝织业由盛转衰。唐灭高昌后的西州时期,中原先进技术生产出的丝织品源源西来,导致高昌蚕桑丝织业趋于萎缩,被緤布的生产所取代。历史背景的变迁,决定了高昌地区丝织业的兴衰。

论唐后期黄河流域的蚕桑丝织业

唐代是我国蚕桑丝织业大发展时期,从建国到开元天宝间,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已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展开。其产地分布范围辽阔,区域广远,产品质量,数量均领先全国。然本区在安史之乱中遭受战争破坏十分严重,乱后丝绸生产情况如何,本文拟分区讨论。

论唐前期华北平原蚕桑丝织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华北平原北抵燕山南麓,南达大别山北侧,西倚太行山—伏牛山,东临渤海和黄海,跨越今天的京、津、冀、鲁、豫、皖、苏七省市,相当于唐前期的河北道南部与河南道大部分地区[1].关于唐前期华北平原的蚕桑丝织业问题,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主要涉及生产区域分布与发展[2]、蚕桑生产技术[3]、丝织品的品种、艺术风格、流通诸问题[1],相比之下,对蚕桑丝织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唐前期华北平原蚕桑丝织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及其所产生的生态效应进行探讨,以期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唐前期华北平原的经济状况.

宋代四川的蚕桑丝织业与民户生计

宋代四川地区形成了成都平原与四川盆地中北部两大蚕桑丝织业产区并驾齐驱的局面。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民户生计,不仅耕织结合的生计方式更加普遍,而且随着人地关系的变化,一些农民开始脱离粮食生产,转而以经营蚕桑丝织为生,民户的生计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蚕桑丝织业在民户生计中的地位凸显,与当地民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蚕市可以了解成都地区民户的生产节律、与市场关系,以及信仰习俗等日常生计安排。不过由于宋朝在四川地区征收大量的丝织品供应西北军需和奢侈消费,当地民户负担沉重,生计状况并不乐观。

中华蚕桑丝织起源多元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治丝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在很长时期里唯一能养蚕治丝的国家。这一点,在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已有论证。不过,在中国学者内部,却对中华蚕桑丝织业最早起源于何处颇有争论。归纳起来,

丝车机杼织经纬 汉锦唐绢谱华章

中国自古就以“农桑并举、耕织并重”为立国之策,所谓“农者,食之本;桑者,衣之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的国家,相传嫘祖养蚕缫丝,始有绫罗衣锦问世。蚕桑丝织是中华先祖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发明创造,起源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成都三江平原一带。蚕桑丝织业是历代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江浙蚕桑专业户生计探略

宋代江浙地区的蚕桑专业户更多分布在高地区域,是低山丘陵环境下农家生计方式选择的结果。结合当时的生产技术推算可知,五口之家的蚕桑专业户通过经营蚕桑纺织每年至少可以收入稻谷84石,基本可以满足生产生活支出,不过受家庭规模与生产能力的限制,普通蚕桑专业户仅能维持生计,难以借此致富。尽管经营蚕桑丝织业比种粮收益更高,但蚕桑专业户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工作量巨大,并且受物价、原料供应等因素的影响,其收益波动很大,生计状况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明清以来吴江产业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

产业因素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城镇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产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城镇体系是比较模糊的。文章选择苏州市吴江区为例,聚焦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这两种产业类型在明清至今这一长时间段内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过程,从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和空间分布三个层面考察产业对市镇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因素与市镇体系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一方面,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着市镇体系的发达程度;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产业形成不同的市镇体系,其中,一般工商业对应网状市镇组织模式,蚕桑丝织业对应枝状市镇组织模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保护与传承,还是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都应该重视产业与市镇体系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