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揭秘上古传说——读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

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近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作者通过分析图像文化内涵,发现人首蛇身图像不仅是《山海经》诸多神仙的身体结构特点,也统领并贯穿了兄妹婚神话、伏羲女娲神话。同时,作者还揭示了人首蛇身图像在吐鲁番兴衰的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原因,展现了《刘海戏金蟾》《白蛇传》《三味书屋》等文学作品中蛇意象的文学渊源及社会生活中隐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

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古籍中对女娲记载的分析,确定大约汉代时人们对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并从"野性的思维"角度重新审视"半人半兽"形象的由来,认为"人首蛇身"是思维对"自然—文化"秩序进行调和的产物,并具体结合女娲神话分析了"人首蛇身"的来源和内涵,以及"蛇身"在大母神形象中的意义、蛇多样的象征意义对女娲神格的影响。

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的大量存在使蛇(龙)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表象"。 通过对蛇的形象和起源的分析,发现"人首蛇身"形象的形成和演变,体现的原始人类的精神。从而认识到 在原始思维的内在结构中蛇的形象占有的重要角色。

双人首蛇身俑考

北齐至宋代的双人首蛇身俑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地域有差异,其发展可分为萌芽期、繁荣期、衰落期三个阶段。根据双人首蛇身俑的形态,可将北齐至唐代分为5类,五代和两宋各分为3类。这类俑是置于墓葬之中的镇墓之物,可根据其形态特征命名为“双人首蛇身俑”或“双人首蛇身连体俑”。

汉代墓葬画像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探源

西汉时期,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的形象出现在墓葬画像中。随着对伏羲女娲研究的深入,其形象来源成为热点论题。学者多认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源于图腾崇拜,并将其追溯到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纹与蛇纹。此即考古学界热烈探讨的“溯源止于何时”,本文认为,意义、信仰的溯源应止于形象形成之端,即形式与内容的贯通。龙蛇胎梦实现这一贯通,当为伏羲女娲形象之源;伏羲形成于战国时期,女娲则形成于商周之际。

青玉人首蛇身饰

青玉人首蛇身饰出土于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墓。这座墓葬的发现非常偶然,1983年4月10日,光山县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的工人在动土时无意中发现了它。当时墓葬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墓中的文物也被哄抢一空。当地的主管部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追回了全部文物,并且对墓葬现场进行了调查,于当月底开始了对该墓葬的抢救性发掘工作。

龟兹石窟壁画金翅鸟擒蛇平结图像及其来源

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蛇身平结图像,在印度和中亚融入佛教物质文化,进而传入龟兹地区。罗马帝国两端有头蛇、中印度和东南印度一体多头蛇,与波斯双头鹰、印度人面鸟喙形金翅鸟像组合造型,形成龟兹特有的金翅鸟擒蛇平结表现。龟兹石窟金翅鸟擒蛇平结图像,绘制在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天相图中间,表述佛教徒战胜自我烦恼的根本意涵。

唐五代墓葬中出土的人首蛇身俑

唐五代时期风水堪舆术盛行,墓葬中以神煞明器随葬成为当时丧葬制度的一大特色。其中,人首蛇身俑是诸多明器的一种。文章通过梳理唐五代时期墓葬中所见人首蛇身俑,对其形制特征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在对人首蛇身俑的分期和分区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人首蛇身俑在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发展演变和地域特色,并分析出土人首蛇身俑墓的墓主身份,结合前人研究,探讨人首蛇身俑的使用制度及其在墓葬中的性质和作用。

“蛇”从“它”处来

汉字“蛇”蕴含了怎样的故事?雪落下的时候,诗人在想什么?《山海经》里有什么山什么海?乾隆的“艺术订件”现在在哪里?阅读本期的经典,寻找答案吧~。蛇是与人爱恨纠葛最多的动物之一,许多神话的创世神明几乎都有蛇。玛雅文明有呼风唤雨的羽蛇神;古埃及混沌神努恩是蛇首人身;中国的女娲是人首蛇身,让人又敬又怕。

马王堆汉墓出土T形帛画“人首蛇身”人物形象考——兼谈楚地与燕齐升仙信仰于帛画中的表现

马王堆一、三号墓各出土有一幅T形帛画,两幅帛画的长度和宽度均不相同。三号墓T形帛画较长,是由于帛画上部"人首蛇身"人物位置的下移造成的。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两幅帛画中的"人首蛇身"人物无论从面容衣着,还是体形特征来看,都不是同一人物。不仅如此,他们的性别表征与帛画下部人间的墓主也显示出一致性。结合《楚辞·远游》所载楚地登昆仑、经天门、入帝宫升天成仙并周历天地的升天成仙信仰来看,帛画上部的"人首蛇身"人物并非以往所认为的各种人皇或神怪,而是墓主升天成仙后的新生形象。虽是如此,很明显一号墓帛画中轪侯夫人端坐于日月之间的新生形象更加契合楚地从容淡然的升仙观,而三号墓的墓主轪侯之子则兼受楚地和燕齐神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燕齐略显卑微的求仙姿态,使得他主动将其新生形象降低至日月之下,遂导致了其下一系列物象的下移与两幅帛画长度上的差异。

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出土双人首蛇身俑研究——兼论武威西夏二号墓中的双龙首木板画

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是中国近年来重大考古成果之一,作为随葬品的双人首蛇身陶俑应系北朝至宋元时期墓葬中普遍使用的冥器“地轴”,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能够将其比定为“伏羲女娲”。武威西夏二号墓中的双龙首木板画是冥器“地轴”的变相,而非此前学界所认为的“墓龙”。

南方地区唐宋墓葬中的蛇身俑及其幽冥想象

蛇(龙)身俑是南方地区宋墓延续唐代传统的一类重要神煞主题,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其中以双人首蛇身或龙身占主流,且不少与人首鱼身俑形成较为固定组合。本文通过对南方地区唐宋墓葬中出土双首蛇(龙)身俑的类型和表现形式的分析,认为蛇在汉唐以来传统中具墓葬保护神的意味,又因蛇、鱼与水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作为冥界的暗示,是唐宋冥界信仰的一种体现。

中国神话中蛇变龙的阐释

蛇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蛇是世界各地普遍崇拜的一种动物,而龙是由人类想象出的动物。文章在分析世界各地关于龙的形象及其来源的各种学说后,指出龙的原型即蛇。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法推导出蛇变龙的中间项—人首蛇身,解释蛇变龙的4个阶段,即自然蛇、蛇神崇拜、人首蛇身、龙。当龙成为一个新的概念之后,又会用这种新的概念来解释客观世界,这就导致龙的形象经常与其他动物甚至是自然界的景象产生混淆。

唐壮怀艺术作品鉴赏

生生不息朋友问我为什么在手机音箱上画条美女蛇。我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就是人首蛇身。我以女娲为原型创作的这个画面。蛇身上刻满了神奇的文字,文字与货币是文明肇始的两个重要标志。伏羲女娲点亮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从此一束又一束的火把伴随整个民族勇往直前,走向辉煌。生生不息,我们的家族。生生不息,我们的事业。

敦煌石窟龛楣(梁)上双首一身龙纹与商代青铜器龙纹图像形态及甲骨文虹/霓字的渊源

通过对文字和图像的比较分析,把敦煌石窟自北朝至隋代的龛楣或龛梁中的同类龙纹形象溯源到商代青铜器双首一身(龙头蛇身)以及甲骨文虹/霓字,并与法国卢浮宫展品,伊朗(前2600—前2200)、埃及古代龙纹(或双首一身牛纹)形态(雕塑)等作比较探讨,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纹崇拜的最初形象与受西域影响的莫高窟中的双首一身龙纹的图像演变及其象征意义。

试论白娘子形象与蛇图腾崇拜的关系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是一个优美的带有神性和感人的民间传说,一直都在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笔者认为,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形象及其演变,与自远古以来的蛇图腾崇拜有着极大的关系。本文主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从伏羲女娲交尾图看中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伏羲和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中两个独立的创世大神,在汉代以前,两者之间联系微弱,后受多种因素影响,汉代起两者被人为地联系在一起,以对偶神的形象合并出现,人首蛇身交尾是伏羲女娲形象的基本特征,至唐代,其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现通过文献及考古资料分析伏羲女娲交尾图的分布区域、艺术特色,从而基于伏羲女娲交尾图探讨中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女始祖神——牛河梁女神头像研究

着重对牛河梁女神庙的女神头像进行研究,认为牛河梁女神是中国女始祖神。并结合屈原《天问》注"传言女娲人面而蛇身"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牛河梁女神为人身而非蛇身的结论。

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广西大明山(上)

各地人们对盘古的崇拜在地理上相连成片,形成了盘古信仰圈。盘古信仰圈的出现说明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和南越民族世居地都可谓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盘古信仰圈的凝聚力出发,就地理、堪舆、图腾、敬祖、活化石、民俗等六个方面论证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所记的南海"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的具体位置就在北回归线经过的中国南方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壮侗语族民族中的壮族居住的古南海的中心区域广西桂中平原地区的大明山上。具有显赫景观形象和浓厚礼法含义的广西桂中大明山其人文地理特征与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所记录的"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相吻合,古代西瓯、骆越世居地的广西大明山是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广西大明山(下)

各地人们对盘古的崇拜在地理上相连成片,形成了盘古信仰圈。盘古信仰圈的出现说明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和南越民族世居地都可谓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盘古信仰圈的凝聚力出发,就地理、堪舆、图腾、敬祖、活化石、民俗等六个方面论证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所记的南海"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的具体位置就在古代南海的中心区域广西桂中地区的大明山上。具有显赫景观形象和浓厚礼法含义的广西桂中大明山其人文地理特征与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所记录的"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相吻合,古代西瓯骆越世居地的广西大明山是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