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律》与汉武帝在海南设县初探

西汉初年,在新纳入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继续实行《蛮夷律》。汉武帝时期,在南方地区实现“初郡”政策。通过对比汉朝在海南岛的治理措施,可知“初郡”政策与《蛮夷律》精神是一致的。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受到当地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放弃了在海南岛的直接管辖权。这表明,随着汉武帝时期新纳入统治的地区增多,以中原经济核心区为支撑的《蛮夷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扩张成本等的限制。

两汉“保塞蛮夷”考论

汉代"保塞"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保塞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居于塞内保塞是最基本的含义与方式。"保塞蛮夷"与"蛮夷保塞"不能等同,具有保塞举措的"蛮夷"并不能均被视为"保塞蛮夷"。"保塞蛮夷"是一个专称,特别指代那些居于塞内自保或为汉朝保塞的族群。在汉代藩属体系中,保塞蛮夷属于"内臣",一方面受所居边郡或设于边郡的政府特设机构的管辖,另一方面其原有部落组织、首领权力得到保留并依旧发挥着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保塞蛮夷"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分开的,对不同认同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族群的现实举动。

试析南越由“蛮夷”向“半蛮夷”的身份转变及认同变迁——兼论南越灭亡之内因

在南越王赵佗看来,"天下"人群与地域可分为"中国"、"半蛮夷"、"蛮夷"三个部分,其以此为借口来宣称南越政治独立及称帝的合理性。在西汉初期,赵佗分别以不同的资源来表达对汉朝的政治认同与对南越独立地位的认同。汉文帝即位后,历任南越王开始尽力维系两种认同的平衡。四主赵兴嗣立后,两种认同之间失去平衡,成为导致南越最终灭亡的内因。自此,南越完成了由"蛮夷"向"半蛮夷"的身份转变。

论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

蛮夷观是中原王朝治边思想的基础。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较此前中原王朝的蛮夷观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将广义蛮夷划分为边疆蛮夷与邻邦之夷,在边疆蛮夷中区分"熟夷"和"生夷",并采取不同的治策。基于新型的蛮夷观,元明清对蛮夷地区积极经营,加强对边疆蛮夷的管理和改造,实现了中原王朝"以夷治夷"的设想。

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

唐宋时期随着内地对西南与岭南地区地理考察与地情知识了解的增多,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荒蛮”、神秘印象开始发生转变。一批士大夫通过深入西南地区物质生活的亲身体验,开始逐渐消除对西南地理环境的神秘恐怖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西南瘴气由恐惧转向不断探讨瘴疫的环境因素与致病机理;考察西南、岭南民族地理之风悄然兴起,对民族地区的服饰饮食文化由陌生到认同、对西南民歌音乐文化的喜爱与探究、传播等,都表明了内地文化人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地理文化观念的一些新变化。尽管并未根本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与宗主文化的优越感,但毕竟开始转变对西南边远地区“蛮夷”文化的态度,为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在内地与西南边远地区文化经济交流与民族团结方面意义重大而深远。

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

两汉时期的律法中不存在以"蛮夷律"为名的律篇,张家山汉简"毋忧案"中涉及蛮夷男子被征发的内容,应断读为"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勿令为屯"的法律很可能来自目前未知的律篇或律令条文,只是涉及蛮夷而已。毋忧被征发并不是服"徭役"或"兵役",而是国家在特殊时期采取的应急措施。

文明对话视野下长江流域“蛮夷”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碰撞——以春秋时“吴来征百牢”及吴、鲁国家关系为例

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由地缘关系而导致的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吴、越、楚等,在中原史官掌握着话语权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记为"蛮夷"。对东周时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与地处长江流域的"蛮夷"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乃至冲突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产生早期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动情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华夏本体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分析夏、商时的"五服"和周代时的"九服",并以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性诸侯国——鲁国与"蛮夷"国家的吴国之间的军事、文化冲突为例,论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蛮夷"文化冲突的形式与渊源。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属邦律》和《蛮夷律》为中心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中央王朝采取政治、军事、法律等多种手段调整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属邦律》和《蛮夷律》是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民族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主要依据。秦汉之后,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之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府行为。

从蛮夷到华夏：先秦楚人的族源记忆与民族认同

先秦楚人的族源记忆与民族认同，经历自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数百年的缓慢变迁，完成了从蛮夷认同到华夏认同的心路历程，以屈原《天问》诗篇所表达的颛顼后裔的族源记忆与身份认同为标志，楚人在战国后期已完全融于华夏民族，实现了由蛮夷到华夏、由边缘到中心的重大转变，并最终成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核心主导力量，楚人的心理转变历程，在中华民族形成历程中具有典范意义。楚人融入华夏民族的道路，也是同时期其他周边民族以及后世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所经历的共同道路。

也谈溆浦蛮夷的历史文化和族属

以史志文献对溆浦蛮夷的记载和该县发掘的考古材料、宗教祭祀与丧葬等习俗文化 ,以及对苗族田、吴、向、张、杨等姓的苗语称谓 ,论证了溆浦县地的蛮夷为崇拜盘瓠的五溪蛮的一部分 ,即《风俗通义》所载的那个蛮夷 。

“葆塞蛮夷”相关问题考论——以“葆为行政机构说”等问题的探讨为中心

关于"葆塞蛮夷"一词《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且附注释,国内史家也有提及和结论。就"葆塞蛮夷"的相关问题,英国汉学家迈克尔.鲁惟一在其《汉代行政纪录》一书中对"葆"行政属性和"葆"的地形学意义、武威汉简中"葆"字反映出的时间断限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鲁惟一的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根据简牍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相关内容认为其观点不乏商榷之处。

抚有蛮夷 以属诸夏——楚民族的开放气度

楚民族是一个颇具开放精神的民族，楚人的先民生息在中原，与夏族、商族、周族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封闭的。楚国的君臣奉行的方针，按《左传·襄公十三年》的说法，叫做“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可见，楚人的民族偏见相当淡薄，民族政策较为开明。因此，尽管楚国灭掉了60多个中小诸侯国家，但在它辽阔的疆域内部很少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的叛乱发生。

由蛮夷到华夏:试析周秦之际巴人族群身份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际,"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夏认同意识渐趋形成且日益强化。此视域之下,原为西周之"南土"的巴人逐渐被边缘化为蛮夷。后随着秦对巴的开土列郡以及近百年的开发、更化,巴渐趋"染秦化"。由此不仅开启了巴对秦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认同;更为核心的则是族源传说的改变使得巴与中原华夏从血脉谱系上内在相连,从而推动巴由蛮夷跻身华夏之域。

挽歌与传奇——试谈新世纪汉语长篇小说中的“蛮夷戎狄”之风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股意味深长的潮流：许多作家写出了少数民族故事，而且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这其中有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三部）、《伏藏》，范稳的《水乳大地》、德悯大地》、钛地雅哥欠》，何马的觞成地密码》（多部），安妮宝贝的《蓬花》，何小竹的稻成地白日砻坳，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冉平像古往事》，阿来《空山》，宁肯的《天·藏 》等。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晋蛮夷归义王”印考

本文考证了四川阿坝州羊钮铜印“晋蛮夷归义王”很可能为■都夷某部首领之印。

蛮夷“猾夏”还是“搰夏”

以唐代墓志为据,结合前人成果,考定《尚书·尧典》所载"蛮夷猾夏",其初文当为"蛮夷搰夏"。"搰"讹为"猾"是在古籍整理过程中发生的"形近而讹"。

多元一体:先秦、秦汉蛮夷族群关系认同演变

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原政权对周边蛮夷族群采取过多种政治举措,并以此建构了完善的服制体系,从中透示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蛮夷首领称谓早期多不固定,战国时秦王以专有的诸侯名号来称谓蛮夷首领,以期在法理上巩固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秦汉边郡蛮夷聚居区的蛮夷长可控制各自蛮夷邑中的夷民,而普通夷民除服从蛮夷长管理外,还需作为国家编户从事田地耕作。随着华夷关系的现实变化,“五服”体系产生了外围要、荒两服向内部圈层迁移和中央圈层向外部延伸的双向变动,这一过程导致蛮夷在“五服”中的政治地理位置逐渐固定化。政治称谓、基层治理、意识建构三个层面共同反映出早期华夷间的民族融合态势及其演变过程。

汉代蛮夷邸论考

西汉与东汉在京城长安、洛阳均设有蛮夷邸，作为馆待边疆及外国民族（汉文文献将之统称为蕃客）的场所。蛮夷邸的设置是汉代对人京四夷蕃客接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蛮夷邸的设置、蛮夷邸在京城中的方位、蛮夷邸内居住蕃客的成份、蛮夷邸的上属管理机构、蛮夷邸设置的功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证，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有汉一代对人京蕃客的接待与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