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蛮夷传》史料来源及其体例产生原因

《宋史·蛮夷传》是元人对宋代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总述,其类目众多,内容庞杂,远胜前代正史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述。通过文献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宋史·蛮夷传》的类目与内容多承袭于宋代的《国史》《实录》等,但将西南少数民族与其他域外政权脱离,单独归置一传的体例却是元人自创。《宋史·蛮夷传》的内容与体例的渊源流变,反映了宋元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认知的进步,印证着西南少数民族在宋元时期急剧发展的史实。

古代正史南方诸族叙事的宋元转型——以《宋史·蛮夷传》为中心

以宋代国史为史料基础、由元代史官所编纂的《宋史·蛮夷传》在体例上打破了汉唐以来“四夷列传”的书写模式,将统治疆域内诸族与统治疆域外诸国截然分立,凸显出治域内南方诸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层面上的华夏特性,不仅如此,《宋史》还基于现实政治体制开创“为羁縻州作传”的新例,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可以说,《宋史·蛮夷传》中南方诸族叙事新特征的形成,一方面受到汉唐以来正史南方民族书写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两宋时期南方边地民族历史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宋史·蛮夷传》在编纂结构与叙事策略上所具有的转型意义,剖析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化,发掘两宋时期疆域民族观念发展历程,不仅有益于加深对纪传体正史中南方诸族叙事发展的理解,更能从史传的形成中探索宋代南方边地多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认识。

名僧入史与佛教中国化——《宋书·夷蛮传》所附四僧传考论

《宋书·夷蛮传》于天竺迦毗黎国之后记述刘宋佛教史事,是认识和理解此时期佛教发展及佛教中国化之重要资料,尤其其中所附道生、慧琳、慧严、慧议四僧传,更有其重要和特殊之处。四僧事迹大致上有一些共通之处:四僧均是当世名僧;均主要活动于元嘉时期;均为中土僧人,无一来自异域。《夷蛮传》包括四僧传在内的佛教内容主要由何承天撰就或奠定基调,而何承天坚定的抑佛立场与儒高于佛、中国重于外夷之思想贯彻其中,从而使其在择名僧入传时排除异域来僧、专取中土僧人。《夷蛮传》佛教内容之显著增详和四僧传之成立,表明其叙教与叙僧并重,而所叙四僧皆为中土名僧,进一步反映了刘宋时代佛教中国化之深入和进展。

二十世纪以来《宋书·夷蛮传》研究述评

《宋书·夷蛮传》是由沈约撰写的,专述与刘宋王朝交往的亚洲诸国的传记。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并讨论《宋书·夷蛮传》的重要史学价值,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专著与论文。关于《宋书·夷蛮传》中所涉及的与刘宋王朝交往诸国的关系研究、佛教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等成为《夷蛮传》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丰富了《夷蛮传》的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探讨《夷蛮传》的史学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载于《宋书·夷蛮传》原因初探

《宋书·夷蛮传》是专记刘宋政权与周边国家交往的传记。然而,有关此时的佛教事宜也被载入该传。这种独特的现象与《宋书·夷蛮传》的编撰继承、传统儒家本位思想以及南朝佛教特有的夷蛮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书·夷蛮传》孝武帝大明后蛮事所见宋齐政治

比对同传前记,《宋书·夷蛮传》大明后的蛮事写作风格和撰述特点与前记有明显不同。其中荆、雍州蛮史事的差异应归因于沈攸之。其经营荆州期间,有着治理荆州西部巫山—武陵山一系诸蛮的政绩,但因其宋末起兵反萧道成,故其功绩在正史中被隐去。豫州蛮史事记载的差异依托于诸蛮行为的改变,而诸蛮行为的改变根源于宋明帝以来南朝政权对其政策的改变。在之后的历史中,该地区的蛮与南朝政权的联系逐步加深。在宋齐易代过程中,该地区的蛮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并在齐初因功袭爵。在上述政治变化的基础上,非暴力的对蛮政策也迎合了沈约的个人思想。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构成了豫州蛮叙事风格及内容的改变。

《宋书》《魏书》佛教入史方式相异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佛教信仰均很兴盛。然而,《宋书》却将其载入《夷蛮传》,与同时代《魏书》单列《释老志》以记佛事形成鲜明对比。该状况的出现,其原因首先是北魏政权与刘宋王朝对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需求有较大差异;其次是复杂的南北朝社会条件的不同及撰述者个人的认识观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宋书》首撰者何承天的抑佛思想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内外有别:汉宋正史中南方族群叙事的演进

古代中国的南方诸族因其族群、风俗多异于华夏,往往与域外诸国一起被笼统地视作“南蛮”,但各族群多生活于华夏州郡之中,政治上受中原王朝统辖,与域外诸国存在明显的内外之别,此区别随着南方民族融入华夏多元一体进程的日渐深化而愈受重视。汉宋时期的正史中南方族群叙事模式存在多次转变,凸显出正史史家对南方族群内外有别认识的日益清晰。从“四夷列传”中的“南蛮”,到区别于“外国列传”的“蛮夷”,正史中有关南方族群列传体例的演变,不仅体现出正史南方族群历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亦能展现出汉宋时期中国南方多民族融合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