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蜀府王庄的来源及管业模式探析

王府庄田是明代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诸王府中蜀府号称“最富”,但其王庄来源和管业模式并不清楚。新发现《西蜀正字山寺碑铭》、明蜀王文集及旧存四川地区方志等材料共同揭示,蜀府除“钦赐”“奏讨”外,还在分封时“自行开垦”了大量未载册籍的田土,并于各处王庄兴修寺观,利用僧人代为管业,寺观统属于蜀府内官机构“正字厅”,蜀府与宗教势力间存在利益纽带。这表明在张居正清丈运动前,蜀府存有大量隐匿庄田,长期自行管业,有司难以掌握。万历清丈后,隐匿的庄田被纳入国家赋役体系,蜀府财力亦随之下降。

明代西南上层社会的生活状态——以蜀府为中心

幸存的五部"明蜀王文集",是研究以蜀府为中心的明代西南上层社会面貌的珍贵文献资料,那里面展现了历代蜀王自觉的责任担当,高贵的生活情趣,积极的地方建设,严格的家人约束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高贵、担当、自由且内敛的贵族精神。蜀府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对成都和西南地方社会和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蜀府刊刻书籍、提倡文教、培建公祠,参与音乐欣赏和创作等,代表了明代西南地区上层社会对地方文化和风气的引领,在塑造成都城市精神的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闪亮的一部分。

壮丽以示威仪——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

明蜀王府内部属于历代蜀王的私人空间,可按照《明蜀王文集》的记录来探讨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如职责上蜀王府以勤政堂为代表;治国理论上以忠孝为核心,以理学为根本;以书舍众多来实施并倡导文教之风;以耕读轩等耕读文化来夯实国家基础;以雅致小景来陶冶性情;还有以药房、葵心轩、守泉轩等为代表专门针对臣属的功能性建筑。蜀王试图以壮丽的蜀府建筑为载体,将其在西南地区藩屏帝室的责任和注重自身威仪的意志代代传递下去。这是明朝以文化输出的方式控制和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乃至番邦国家的理念,从而成为"藩屏帝室"的典范性实践。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