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与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例

蜻蜓眼玻璃珠是一类做工精美的饰物,原本出自西方,但通过中西商贸往来很早就传入到中国,并屡见于诸多楚地出土文物中。通过考索玻璃珠的传播路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楚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及楚国在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人们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蜻蜓眼玻璃珠在楚地的发现表明,楚国很早就与西方建立起了某种技术、文化交流的途径,抑或已经成功开辟多条连接域外的“楚国版丝绸之路”。楚国在开辟“西南西北丝绸之路”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早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汉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进一步加强对蜻蜓眼玻璃珠的传播途径及其历史价值的研究,对拓展人们对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认知和拓宽对早期“丝绸之路”的研究视野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昌平沙河镇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为探讨北京昌平沙河镇墓葬出土的三枚蜻蜓眼玻璃珠的质地和来源,利用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拉曼光谱分析(LRS)、便携式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P-XRF)三种无损分析方法,对玻璃珠基体和眼珠分别进行了结构和化学组成的无损伤测试。结果表明,这三枚蜻蜓眼珠的基质为玻璃态物质,其化学成分表明该玻璃属于钠钙硅酸盐(Na2O-CaO-SiO2)系统;Cu和Co是主要的着色元素。考虑到三枚珠子采用的钴料成分为高铁低锰的进口钴料,同时通过与国内外相似珠子的对比,推测这三枚蜻蜓眼玻璃珠是外国进口物的可能性较高。蜻蜓眼玻璃珠所在墓葬群虽为清代,但根据初步的分析研究可推断,墓主通过收藏或其他途径获得并将其作为随葬品。

鲁国故城遗址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学研究

本研究利用能量色散型XRF、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技术、超景深光学显微系统等多种无损分析技术对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7颗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科学研究。基于获取的蜻蜓眼珠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内部物理结构、表面显微形貌等相关信息,确定了这批蜻蜓眼玻璃珠的成分体系、制作工艺、产地来源和器物功能。研究结果表明,蜻蜓眼玻璃珠来自于楚地,是当时社会稀有而珍贵的奢侈品,是鲁国与楚地相互交流与联系的实物证据。

由孔子博物馆馆藏蜻蜓眼玻璃珠说开去

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后沿着丝绸之路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国,并且备受当时贵族们的喜爱。蜻蜓眼玻璃珠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嬗变,宗教属性消失,同时为了适应中华文化而逐步本土化。孔子博物馆馆藏蜻蜓眼玻璃珠就是代表之一,文章对馆藏蜻蜓眼玻璃珠的发现过程、本身形态与成分、来源及演化等方面进行论述。

河南淅川徐家岭出土中国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的研究

研究了河南省淅川徐家岭出土的属战国早期的蜻蜓眼玻璃珠.利用质子激发X光荧光技术(PIXE)和X光衍射技术(XRD)等无损分析方法测定了这批蜻蜓眼玻璃珠的结构和化学成分.确定了蜻蜓眼珠的基质为玻璃态物质,其化学成分表明该玻璃属于钠钙硅酸盐系统(Na2O-CaO-SiO2).通过与古代(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蜻蜓眼玻璃珠的纹饰和化学成分的对比,认为徐家岭出土的这批玻璃珠可能从西方传入.

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

中国早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与欧亚大草原和伊朗高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路线反映了汉以前,中国不仅通过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一带发生联系,而且与伊朗高原一带亦有紧密的关系。同时,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首先到达中国南部的云南和经海路商道引进的观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资料都无法证实西汉前这两条蜻蜓眼式玻播路线的存在。

试论中国早期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之功用

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之一,在西方作为防范恶眼意识的护符。在传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原之初就作为异域珍宝装饰品使用,完全没有护符之功能。传入中国后,蜻蜓眼玻璃珠制作材料发生变化,样式更加丰富,功用也变得完全不同。

曲阜鲁故城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

曲阜作为鲁国都城,一直延续了八百年左右。在曲阜鲁故城战国墓葬中出土了具有异域色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此类纹饰独特的玻璃珠最早在地中海沿岸有所发现,后经欧亚大草原传入中国,在中国得到仿制和进一步传播。文章通过对曲阜鲁国故城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形制和来源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与西亚地区的往来联系。

浅谈四川博物院藏的一颗战国蜻蜓眼式玻璃珠

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这件蜻蜓眼式玻璃珠,出土于成都羊子山遗址一座战国墓葬。笔者运用类型学与国内同时期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进行对比后,初步认为四川博物院藏的这颗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战国晚期蜀人与楚人文化交流的证据,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墓葬应该是蜀人之墓。蜀人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被楚地工匠改造后的几何纹蜻蜓眼式玻璃珠,并以其为装饰,随身携带,死后作为陪葬之物。

西周至南北自制玻璃概述

我国玻璃起步较晚,大体始于西周初或先周(殷末),主要是蓝色、浅蓝色或绿色玻璃珠管,与玉、玛瑙配合制成“杂佩”。其时玻璃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并含有少量铅、钡,故称为铅钡玻璃,与西方钠钙玻璃不同而独树一帜。春秋战国时期,西方蜻蜓眼玻璃珠输入我国,从此,以仿羊脂白玉美若明月的“隋侯珠”为代表的自制玻璃与外来玻璃并存。西方(大月氏)吹制玻璃术于汉魏传入我国之后,也出现了自制的空心玻璃器皿。

新疆伊犁河谷早期铁器时代玻璃珠饰研究

新疆伊犁河谷早期铁器时代出土玻璃珠以单色为主,按颜色可分为黑、白、蓝、绿、黄、无色透明六种,另有少量蚀花珠和蜻蜓眼玻璃珠,其种类单一,数量较少。伊犁河谷发现的黑、白、蓝、绿玻璃珠多为炭精、绿松石、青金石等宝(玉)石的替代品,而黄色和透明珠可能与装金珠及其仿品有关;"红色蚀花玻璃珠"未经检测,疑为蚀花红玉髓珠之误;蜻蜓眼玻璃珠则与"恶眼信仰"有一定联系。通过类型及文化因素分析可知,伊犁河谷玻璃珠除了丝路贸易的舶来品以外,还有部分可能来自新疆本地,其工艺可能是东西方玻璃技术合璧的结果。

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

蚀花肉红石髓珠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印度河文明,该类饰物及其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传播。中国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可分四型,通过将它们与国外的材料比对,可探究它们的不同来源及传播途径。中国出土的玻璃仿制品及蚀花肉红石髓珠对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造产生了影响。

伊朗文化、印度文化和洛阳

亚洲古代的文化潮流,在波斯阿赫曼尼德朝的大流士和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像一股暖流席卷西亚,直至中亚阿姆河流域,这使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极其自然地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洛阳中州路战国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经过鉴定,确认属于钠钙玻璃,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不同,蜻蜓眼珠式的纹饰第一次在洛阳显示了来自伊朗古玻璃生产基地的文化信息。从此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