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调查及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影响因素,为开展相关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于2021年7月至2022年8月间在云南省境内3处采样点捕获到中华鼠耳蝠,采集并依据鉴定资料鉴别其体表寄生虫,使用完全随机设计四格表资料的χ^(2)检验(Chi-quare test)、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线性相关(linear correlation)和SPSS 26.0软件统计分析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结果】在捕获的53只中华鼠耳蝠中,有49只感染体表寄生虫,体表寄生虫感染率较高(92.45%);中华鼠耳蝠体表采集到的2841只寄生虫均属于革螨科和蛛蝇科成员,且以鼠耳蝠螨(Spinturnix myoti)、柯氏蝠螨(Spinturnix kolenatii)和织金巨刺螨(Macronyssys zhijinensi)为优势虫种。不同性别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差异显著,雌性中华鼠耳蝠寄生虫感染的平均多度(t=-4.566,P<0.01)和平均感染强度(t=-4.58,P<0.01)均极显著高于雄性;而中华鼠耳蝠体型(前臂长和体重)与其体表寄生虫平均多度并无相关性。【结论】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普遍,不同性别中华鼠耳蝠之间体表寄生虫感染存在差异,存在性别偏倚的情况;中华鼠耳蝠体型与总体表寄生虫感染平均多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本试验结果将补充国内较稀缺的蝙蝠体表寄生虫研究,并为某些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预防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云南省亚洲长翼蝠(Miniopterus fuliginosus)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境内部分地区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状况和相关生态规律。方法2020-2022年期间,在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昆明市晋宁区、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曲靖市沾益区、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和普洱市思茅区6个采集点,使用雾网捕捉亚洲长翼蝠,之后采集其体表寄生虫并进行整理鉴定。计算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的构成比(Cr)、感染率(PM)、平均多度(MA)和平均感染强度(MI),分析感染情况;使用优势度指数(Y)判断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的优势物种;运用聚块指数(m*/m)判断优势种的空间分布类型;利用协调系数(V)分析优势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Fisher’s精确检验和非参数秩和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分析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的性别差异。结果共捕捉到亚洲长翼蝠77只,在其体表收集到寄生虫498只,主要类群为革螨(Cr=33.53%,PM=55.84%,MA=2.17,MI=3.88)和蝙蝠蝇(Cr=64.66%,PM=93.51%,MA=4.18,MI=4.47)。优势物种为长铗蛛虱蝇(Y=0.293)和短铗蛛虱蝇(Y=0.203)。聚块指数分析表明,长铗蛛虱蝇(m*/m=1.366)和短铗蛛虱蝇(m*/m=2.460)在不同宿主个体间均呈聚集分布。协调系数分析发现,长铗蛛虱蝇与短铗蛛虱蝇之间(V=0.248,P=0.026)存在正协调关系。此外,亚洲长翼蝠性别对其总体表寄生虫、蝙蝠蝇和革螨感染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云南省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普遍,体表寄生虫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低,群落结构较简单,主要为革螨和蝙蝠蝇。

云南省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感染状况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为开展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研究和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9年8月、2020年8月和11月于云南省6个调查点抓获中华菊头蝠样本,采集并鉴定其体表寄生虫。并分析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结果 在捕获109只中华菊头蝠中,88只感染体表寄生虫,感染率为80.73%。采集革螨、蝙蝠蝇、恙螨和蜱4大类体表寄生虫共578只,其中革螨482只,蝙蝠蝇94只,恙螨和蜱各1只,革螨和蝙蝠蝇共占中华菊头蝠总体表寄生虫总数的99.65%。革螨被鉴定为2科3属4种,其中蝠螨科埃螨属的宽埃螨为优势革螨种,其次为拟弱螨属的斯氏拟弱螨和巨刺螨科巨刺螨属的峨眉巨刺螨。蝙蝠蝇被鉴定为2科2属2种,其中蛛蝇科的Stylidia szechuana为优势虫种。宽埃螨、斯氏拟弱螨、峨眉巨刺螨和S. szechuana在不同个体的中华菊头蝠体表均呈聚集分布。不同性别的中华菊头蝠个体间总体表寄生虫、革螨和蝙蝠蝇的感染率、平均多度和平均感染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云南省中华菊头蝠的主要体表寄生虫类群是革螨和蝙蝠蝇。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与宿主性别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宿主生理状态影响。对我国蝙蝠体表寄生虫的研究仍待完善和深入,将为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监测和防控提供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