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探讨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游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身份和角色问题日益凸显,打破二元结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该文认为户籍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瓶颈,也是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顽石。提出户籍制度改革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前提,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拥有城市户籍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象征,也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源泉,以期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立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法律制度”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原则和立法准则,政治属性是立法工作的第一属性。立法践行"党的领导"原则,"把党的领导融入法律制度",体现在立法工作和实际操作的诸多方面:党领导和控制立法项目的确定和启动;立法以党的组织机构作为工作核心主体,展开起草、修改和协商等工作程序;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需要以党的精神、理念和主张作为基本依循来明确立法理念、目的和制度设计;立法将"党言党语"转化为"法言法语",形成条款内容;立法以各种规范形式明确表述和保障"党的领导"。通过立法机制、程序和法文本,体现党对法律制度的领导力和法律制度对"党的领导"的融入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调查问卷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的主力军,他们也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新时代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后,仍然面临着如何融入城市这一问题。城市融入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工在城市享有各种公平机会。分别从经济机会、制度规范、社会交往与文化融入等四个方面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状况,并且指出这四个融入维度是逐渐递进的关系,其中,经济公平是融入基础,制度公平是长久保障,社会成果分享是难点,文化心理认同是融入目标。

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预防对策探析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异使得城市的容纳能力与融入愿望、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加之外部控制力量不足和内部控制力量的弱化,导致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十分突出。究其根源,不在于惩罚力度之弱而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落后。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制度、创新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体制,自然而然成为预防和控制流动人口犯罪的根本切入点。

中、东部地区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状况——基于武汉、广州、杭州、宁波的调查

中、东部地区的武汉、广州、杭州、宁波4城市调查问卷表明,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的重要输出地的西北诸省区,出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需要,输出地政府对穆斯林外出人员提供贷款支持、展开技术培训、设立外派机构维护权益;输入地城市则着重从就业、文化生活需求、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和帮助,为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制度融入方面,输入地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还存在子女入学困难、参加城市社会保险率低、城市管理不到位、文化生活需求缺口大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提升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要解决好穆斯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困难问题,保障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做好文化教育及多元技术培训工作以及加强法规教育,促进城市管理与流动人口经营双向适应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研究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单纯雇佣阶段、城市与流动人口逐步认同的磨合阶段和流动人口具有主人翁意识的融入阶段。户籍制度是影响市民化程度的重要因素,但仅取得户籍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市民化过程,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内在思维的转变才是深层次的市民化。在新的户籍政策推动下,新型城镇化时期市民化的难点集中在内在市民化滞后、城市社会承载力压力增加、如何增强流动人口归属感等方面。对此,提出三个方面对策:完善流动人口的再教育体系,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公共社会服务领域,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既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积分落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和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任务。基于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有待进一步提高。就影响机制而言,心理资本能直接显著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而经济资本既能直接显著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也能通过心理资本中介间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然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制约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制度融入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机制及效应

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基于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幸福感水平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制度融入的影响机制看,职工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居住证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凸显了制度融入效应的类型差异性和居住证效应的关键性。而居住证既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具有直接提升效应,也会通过提振流动人口生活信心而间接提高其幸福感。但是,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占据主体地位,凸显其影响的路径间接性。而且,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提升效应随“X世代”“Y世代”“Z世代”的世代转变而不断降低,凸显其影响效应的世代递降性。制度融入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效应的类型异质性,主要是源于养老保险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在核心功能、政策时效、覆盖程度上的“三重属性”差异。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助力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