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传媒融合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实践困境

数字融合彻底颠覆了传统传媒、电信等产业的产业格局与市场结构,传统规制遭受根本性挑战,在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领头的规制变革背景下,台湾亦积极改变旧有规制架构以适应数字融合时代产业发展需要,如成立融合规制机构、加强融合立法、放松结构规制等,旨在促进传媒产业发展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然而,台湾政党"蓝""绿"纷争、融合规制思维不明以及技术对规制逻辑的消解,使得台湾传媒融合规制面临现实困境。

我国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现状——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本文以CSSCI来源期刊为数据来源,检索得到相关研究文献183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相关分析方法进行了共词、因子、聚类等多种分析,研究发现媒介融合规制改革的话语主体、媒介融合具体规制的探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制诉求是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热点议题,并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评析和思考。

“汇流五法”：台湾媒体融合规制的探索与启示

适应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媒介融合趋势,台湾参酌先进国家和地区做法,成立通讯传播融合规制机构NCC,持续推动"汇流大法"立法进程。到去年5月,包括"电子通讯传播法"等五部法律在内的"汇流五法"草案公布,建构出通讯传播融合整体规范架构,为实现传媒业、电信业、互联网业的融合规制与产业发展扫清制度障碍。本文结合海峡两岸规制融合的共性问题,梳理分析我国台湾地区传媒法律制度演变轨迹与内在逻辑,希图对同处媒介融合环境的我国大陆推进传媒业法律制度革新有所借鉴价值。

媒介融合、规制融合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媒介融合彻底颠覆了传统传媒、电信等产业的产业格局与市场结构,传统的纵向分业规制遭遇根本性挑战。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走在这场变革的最前沿,其传媒、电信规制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型,疾步迈向融合。美国、欧盟、日本在规制融合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推进我国规制融合的基本思路是:分阶段、按步骤调整规制框架;对内容与传输实施分离规制;对内容实施分类规制;组建融合性的规制机构;培育市场机制,促进市场竞争。

媒介融合与规制融合

媒介融合促进了不同传媒业之间的竞争与融合,以及传媒产业链之间的交叉渗透。中央提出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这需要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传媒所有权融合,加强在内容、渠道、平台、终端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媒介融合需要规制融合,改变分业监管的规制体系,构建融合规制框架,按照传媒事业与传媒产业分类规制的原则,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从纵向统合型规制向横向竞争型规制转变。

论产业融合与信息产业规制政策

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融合对于规制政策的挑战，即规制机构的重叠问题和新的产业形态由谁进行规制的问题。在规制政策改革的措施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规制机构的重组与融合，这也是规制改革的起点。规制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应该是重组独立的规制机构，实现规制的融合，并且对已经丧失自然垄断属性的产业放松经涕洼规制，同时加强社会性规制。

环境风险规制新论

分析基于理论变迁分别对应于三种理论范式的命令规制、激励规制、协商规制的理论内涵,并从成本收益视角对三种规制类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任何一种环境规制类型都不能独立解决环境问题,需充分发挥主体多元协同性及手段综合互补性以建立融合规制体系。促进政府角色转型,聚焦平台保障和政策兜底,通过适当的激励和协商,利用软标准和多主体参与监督等制约因素,激发市场主体间的监督和正向激励作用,以引导宽松、自由选择的良性政策环境出现。

下一代网络产业融合演进竞争趋势分析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下一代网络领域在技术和产业发展上呈现出融合共生的演进趋势。融合过程中,呈现出技术交叉、产品融合、市场渗透,进而带来产业结构调整、竞争形态演变等诸多崭新的产业组织特征。探索新一代网络信息产业组织的运行规律,从而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贸易壁垒、RTA规制融合与服务业价值链升级

随着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壁垒成为一国服务业价值链升级新的掣肘因素,RTA数字贸易规则的有效制定是突破边境内政策壁垒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OECD-DSTRI、TAPED和ADB-MRIO数据库提供的跨国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制以及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壁垒阻碍了一国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从具体机制来看,贸易成本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和网络互联互通效应是数字贸易壁垒负向影响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渠道。多维异质性检验显示,知识产权和跨境支付领域政策壁垒的阻碍作用较大;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负向影响在遵循“限制型”和“条件型”数据监管模式以及高监管政策分歧水平国家中表现更强,在“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和“国外数字要素投入驱动型”行业表现更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通过对外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并提高规则条款深度水平而非广度水平,能够削弱数字贸易政策壁垒给本国服务业价值链升级造成的负向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边境内规制融合效果,其中贸易促进类条款深度水平提高所产生的规制融合效应更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依据。

印太经济框架下的“良好监管实践”:机制、特征及影响

2022年“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谈判正式启动,其中包含“透明度与良好监管实践”议题,反映出美国要引领印太区域规制融合核心议题,主导关键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图谋。IPEF将重点构建对国内监管的国际规范机制,主要包括提升政策制定透明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完善内部协调及推进政策评审。IPEF还将构建对国内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其中监管合作主要与产业联动,同时会推进机构设置并强化纪律约束。相关谈判也将对中国参与区域经贸治理产生影响,为此要顺应国际治理趋势积极参与规制融合进程,国内监管衔接国际推进制度型开放,依托监管合作拓展共商共建共享新领域,针对谈判特点更加关注对重点议题的应对。

媒介融合的多维内涵与新闻生产

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放松规制的语境下,不同传媒产业通过并购、重组和整合,达到内容、渠道、组织和终端融合,实现数字化、互动化、集约化的融合新闻生产的过程。在不同的语境中,媒介融合具有多维内涵。媒介融合需要再造编辑流程和组织架构,创新新闻生产的流程,建构融合新闻生产模式。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良好监管实践”的视角

国内规制作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因素,面临扩大开放与维护主权间关系“两难”。从GATS到CPTPP、SDR等相关纪律,各类协定对服务监管透明度、可预期性及规范性要求不仅持续深化,同时还拓展出规制融合的新领域。虽然不同协定仍存在治理模式及手段的差异,但也呈现若干共性,更加体现“良好监管实践”特征是其中一项重要趋势。国际规则演进对中国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提出新要求,包括提升政策透明度,拓展利害关系人参与;稳定审批工作预期,深化“良治”改革;因应治理模式调整,完善监管评估制度。对此中国应结合履行SDR及积极申请加入CPTPP等情况,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定位,探索规制融合的协同路径与方式。

规制融合的欧盟模式及其启示

欧盟的规制融合实践独具特色,已发展成为一种典型模式。其基本逻辑是通过规制融合全力促进竞争,以尽力吸纳投资、全面实现公共利益。中国在经营体制改革中建立的规制逻辑,与欧盟推进规制融合的逻辑大有差异,这决定了欧盟的规制融合经验具有多大程度的借鉴意义,以及对其进行借鉴的可能形式。

媒介融合要求规制融合:中国传媒业特殊管理股制度分析

特殊管理股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规制体系中的成熟经验在中国传媒业的应用,既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要求,也是媒介融合需要规制融合的传媒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其实施的价值层面来看,特殊管理股制度具有加强社会性规制、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功能,不仅有利于把控传媒业的内容方向和编辑方针,也有利于激活传媒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文化大发展。但当下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并防止特殊股权被过度使用的问题。

规制融合的美国模式及其启示

美国最先在电信业、广播电视业拉开规制融合的帷幕,其实践一直被视为世界的风向标。美国规制融合秉承了分类规制的基本传统,由此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模式。其基本逻辑是全面放松规制、全力引入竞争,通过市场机制吸纳投资、实现公共利益。美国规制融合模式实质上是引入竞争的一种思路。特定的规制模式是一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缩影,中国既有规制的特定逻辑,决定了美国规制融合经验可资借鉴的领域及形式。

规制融合对数字贸易的影响:基于WIOD数字内容行业的检验

数字贸易已成为当前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分析了规制融合对数字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规制融合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双边网络效应和缩短制度距离促进了数字贸易增长。从行业异质性看,规制融合对影视音乐行业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对电信业和信息服务行业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从模板异质性看,尽管"美式模板"标准更高,但相较于"欧式模板",美式模板并没有对数字贸易表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总之,为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在多边和双边谈判中应积极促进达成数字贸易章节,并提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中式模板"。

国有企业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从竞争到融合

正确处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是新时代国企治理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在法学领域的映现就是国有企业法律规制和政治规制的关系问题。以《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规范形成的法律规制和以党政方针、党内规定等政策文件形成的政治规制在国企内部形成二元规制模式。长期以来,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体系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解和沟通,否认甚至排斥这种规制竞争,这对国企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极大的认识论障碍。在商事公司法制度供给与国有企业公共性特征下的制度需求形成错配的情况下,以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政治规制模式成为弥补法律规制不足的必要手段。然而,政治权力存在强制性、扩张性等特点,因此必须构造两种规制模式的耦合机制。党的领导进入公司章程以及《监察法》的制定反映了政治规制通过合法程序"嵌入"组织内部的行动,以实现两种规制模式的融合。

监管政策分歧、区域贸易协定与数字服务出口

构建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政策分歧指数,检索并量化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的深度水平,据此实证分析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以及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研究发现,监管政策分歧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扩大数字鸿沟显著阻碍了双边数字服务出口,但国家间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可以缓解双边监管政策分歧对数字服务出口的不利冲击,并且随着RTA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水平的提高,其规制融合效应也会更强。从国家异质性看,南-北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的负向贸易影响最大,但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则具有强于南-南和北-北国家间的规制融合效应。从行业异质性看,监管政策分歧对信息通讯、金融和保险行业出口的抑制作用较大,而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在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许可收费以及个人文娱行业表现更强。从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看,RTA中数据相关条款的规制融合效应大于电子商务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条款。

RTA中数字贸易规则与服务业价值链关联

文章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力及具体条款深化形式三个方面重构数字贸易规则指标评价体系,结合2000-2018年65个经济体19个细分服务行业数据,检验了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服务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提升能显著促进服务业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贸易规则深度通过对制度距离相近的经济体产生规制融合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高生产率成为提高经济体间服务业价值链关联的重要驱动力。文章还从国别、行业、条款、价值链四个视角检验了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服务业价值链关联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以中国为视角检验了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中外服务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因此,中国需根据不同经济体和条款构建差异化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策略,通过缔结更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增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价值链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