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类信托的风险成因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信托业风险项目和风险资产规模显著增加,融资类信托成为风险高发区。融资类信托的风险主要在于由信托公司自身失职、违规引起的风险和因交易对手自身或市场变动、政策出台引发的信用风险,并藉此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对融资类信托风险的防范,从信托公司角度,可在信托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进行防控。在法律方面,“后资管时代”的《信托法》应当进行补足,进一步明确受托人义务、落实信托财产登记、明确受托人赔偿责任,从而更好地防控风险。

融资类信托保本保收益的法律问题分析

我国信托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对任何信托产品保本保收益，但这种规定未区分信托业务种类且不符合契约自由的法理，甚至违反受托人忠实义务，对委托人的权利救济十分不利。本文分析禁止性规定的所触及的法律问题以及带来的后果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融资类信托项目交易对手偿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识别

本文认为偿债意愿是融资方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心理表现,其衡量应侧重于综合的定性分析,通过拆解分析综合评判其产生影响的多种因素。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融资方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并权衡违约成本、违约收益,落实到实际履约行为中。但在纯粹的理性决策范围外,也有一些非理性因素影响融资方的偿债意愿。在信托项目运作期间,本文也提供一些识别融资方偿债意愿下降的方法,以供业内人员参考。

融资类信托产品承诺收益的市场分析

禁止信托公司承诺收益是我国信托法规的特殊规定,在融资类信托产品中不符合最优风险分担原则和最优激励原则,还会被重复博弈和投资人有限理性所弱化。将融资类产品是否承诺收益的选择权交给市场符合信托公司与投资人的利益,由于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或有负债进行了限制,在合理计算风险资本的前提下,可以对达到一定评级的信托公司放开融资类产品收益承诺限制。

城投公司信托融资的风险扩散效应及其应对--基于担保圈的视角

近年来,城投公司非标准化债务的融资规模日益突出,但也伴随了不断出现的“爆雷”违约事件。论文以城投公司信托融资为研究对象,基于城投公司相互担保的行为视角,利用2010-2020年的政信类信托融资业务数据实证研究了信托“爆雷”事件背后可能的风险扩散机制。研究发现:(1)担保圈现象极大抬高了杠杆率,让当地城投公司之间很容易产生“火烧连营”的链条扩散效应。(2)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在信托融资的表现上存在相互追随模仿的空间溢出性,特别是在担保圈特征上存在典型的竞高效应,从而带来邻里扩散效应。(3)政信类信托融资形成了以省级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为发行地中心、以地级市为项目地中心的网络拓扑关系,项目地和发行地不一致问题为沿城市等级由低到高的隔空扩散提供了潜在机会。一城之内担保圈的链条扩散、相邻城市之间的邻里扩散以及项目地向发行地的隔空扩散三重叠加,使得我国城投公司信托融资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集聚特征和系统性风险隐患。论文对认清城投公司债务风险扩散和集聚发生机制以及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债对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影响

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出现已经预示出企业债的兴起指日可待。企业债市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市场既有替代性也有互补性。当企业债大规模兴起时,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中与其相交叉的领域必然面临调整,与此同时,企业债也为信托公司开发新的企业信托融资产品提供了契机。

信托产品非法定担保类增信措施性质研究

信托产品创新几乎都伴随着增信措施的应用和创新,法定担保方式属于增信的方式之一,但实践中还存在结构化、投资附加受让承诺、优先分配与补足收益约定、第三方承诺等非法定担保类增信措施。这些增信措施与法定担保的功能相似。但是大部分增信措施较为复杂,法律关系一般具有复合性,往往交易与担保关系交叉作用,并包含大量虚伪的意思表示,其本质上体现了民商事主体的自由意志,表现了债权的特征。商事交易中经常会出现这些类似的虚伪意思表示,但并不涉及国家、集体、公共利益。如果简单依真实原则视其为无效,难免会与社会经济生活实际脱节,也会引发道德风险,因此,实践中不应轻易否定其效力。

向信托银行转型之路

长期以来,我国信托公司以融资类信托为主要盈利模式,开展资管业务并形成了较大规模。由此,作为舶来品的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实际发展业态已与国外形成鲜明区别。同时,部分信托公司暴露的风险具有一定共性,无法被有效纳入审慎管理的规模偏大的融资类信托已构成一定金融风险隐患,信托业转型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