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我国居民家庭财富不断积累,对金融资产选择和优化配置的需求日益强烈,当前金融市场参与不足、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等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切入点,使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建立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占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三个不同维度均对其有积极作用,这一结果经稳健性检验仍保持一致;(2)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农村家庭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在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维度上发挥了中介作用。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HFS的分析

为探究人口老龄化对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从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探究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生命周期特征。研究发现,风险资产比重在青壮年时期变化不大,而在55岁之后显著减少;股票资产占比、风险资产种数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并在45至55岁达到峰值;现金与银行存款的占比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口占比提升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一抑制作用受养老保险覆盖率与收入的调节,并存在地域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主观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是年龄结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最后,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本文结合实证所得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技术革命性突破下金融资本配置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框架设计

技术革命突破为金融资本配置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金融资本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实现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成为目前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文章通过分析当前金融资本配置在提升效率、保障安全、政策支持和数据驱动等方面的成效基础上,以金融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目标,分别从金融资本配置机制、风险控制体系、政策引导与支持、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框架体系,并提出如下应用要点:通过精准识别市场需求优化金融资本配置,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通过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确保金融资本稳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动态评估机制,调整优化金融资本配置策略。

金融资产配置与中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老年人口金融资产配置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值得探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存款等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增加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风险性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增加则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随金融资产量、年龄组别、早期经历而具有异质性特征,且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中老年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间接效应传导途径包括健康状况、安全感和获得感,其中健康状况的贡献度最大。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资产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示范效应,而负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既不存在示范效应、也不存在攀比效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增强中老年群体金融素养教育,加强对中老年群体健康的关注,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加强中老年人口社会资本积累,以强化示范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健运行。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潜力较大;就性别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在男性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影响更大,而健康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的方式增加其对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例;健康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强,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提高。据此,应加速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金融环境,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拓展了解金融信息的渠道,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管理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宁夏地区法人银行的经营现状

加强金融资产风险管理,是有效提高金融资源利用率,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6-2022年宁夏地区法人银行数据为初始样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加强金融资产风险管理措施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管理的强化使银行当期不良资产率上升,从而降低当期经营效率,但能正向影响未来的经营效率。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预防还是逐利?

运用2007—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企业主要出于“预防储蓄”动机增加短期金融资产进行预防,而非出于“投资替代”动机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来逐利。机制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感知到的融资约束和环保投资所造成的内外双重资金压力是其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以作“预防储蓄”的重要原因,且非正式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了流动性准备。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支持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预防储蓄”动机。本文为有效实施环境规制、切实防范重污染企业金融风险、避免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参考。

利润上缴政策改革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趋势,对企业的风险管控与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和非国有公司为样本,本文考察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抑制;(2)随着上缴比例的不断调高,政策效果愈发明显;(3)当企业资源丰富、行业盈利能力较弱以及高管业绩偏好较高时,政策效果受到一定削弱;(4)政策实施降低了金融资产中的“投机”成分,进而缓解了企业经营风险。本文从宏观政策角度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国有资本管理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金融普惠视角下金融资金经营性资产的关联性分析——以沈阳市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沈阳市上市公司为例,对数字金融深化前后金融资产结构及其与经营性资产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普惠前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结构显著变化,由高非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转变为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上市公司之间金融资产结构特征由高度趋同转向两极分化,金融资产配置长呈现多样化态势;企业金融资产相对规模下降,但绝对规模仍持续缓速增长,与此同时企业金融资产结构与经营性资产关联度下降,证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二者的关联度不受房地产等泛金融化行业的影响;短期内二者关联度下降,但长期来看下降有所缓解。

内控缺陷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效应检验

以深沪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控缺陷视角,研究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内控缺陷的存在会刺激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内控缺陷的披露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基于内部控制整体视角,内控缺陷的修复能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动机上,投机套利是存在内控缺陷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作用机制上,内控缺陷的存在主要是通过加剧两类代理冲突,从而影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资产配置;经济后果上,存在内控缺陷实体企业的过度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会挤出实物投资和减少研发投入;治理机制上,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大股东持股能抑制存在内控缺陷实体企业的过度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家庭人口结构、金融约束与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结构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探究金融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家庭中子女数量对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起促进作用,老人数量抑制了金融资产的持有和风险市场参与深度。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通过刺激家庭获取收入,缓解了家庭面临的金融约束,从而促进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而老人数量增强了家庭的金融约束,从而减少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深度,且子女数量对金融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老人数量的抑制作用。基于此,从促进新生人口增长、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加强金融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双支柱”政策调控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时变关系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科技发展和市场制度变革给传统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双支柱”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借助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双支柱”政策调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态脉冲效应。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化特征,二者的协同效应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资产的过度配置。相比制度环境冲击,“双支柱”政策调控在面对金融环境冲击时表现出更强的作用效果和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通过资本流动管理、资产价格稳定和金融风险缓释途径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对流动性与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理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和完善金融市场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依据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进行“双支柱”政策调控的动态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Logistic和Tobit模型分析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与比例的影响,检验了其内生性、稳定性以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了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偏好与配置的比例;金融素养在城乡及高低收入人群之间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与比例的影响是不同的;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与比例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最后提出大力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加强风险意识教育,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风险态度;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距等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就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家庭、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就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农民、中西部地区家庭、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数字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以及促进家庭保险配置等路径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因此,应注重提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水平,普及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数字金融是否降低了债务杠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微观实证

本文基于CHFS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金融能否降低债务杠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而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研究表明,债务杠杆影响负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并导致金融资产配置效率降低,但对低债务家庭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效应。而数字金融通过提升低负债家庭的投资便利性和信贷可及性,有效降低了低债务杠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负面影响;但对高债务杠杆家庭而言,不合理地运用数字金融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其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金融化程度可抑制债务杠杆的上升,显著降低长期贷款对低负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消极影响,但会加剧短期贷款对高负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负面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居民消费了吗?——基于家庭金融资产视角的研究

教育焦虑关系到家庭教育支出,而家庭教育支出则影响家庭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文章选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究家庭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教育支出的逐步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并且家庭教育支出通过降低家庭金融资产持有量的方式,间接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家庭金融资产中介效应细分维度中,股票、银行理财和储蓄存款持有量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基金、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异质性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对发展型消费、乡村地区居民消费、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和低金融资产居民消费产生了更大的负面效应。

金融资本错配、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文章基于2013—2021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深入分析金融资本错配、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间显著正相关,即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下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明显加速;金融资本错配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间显著负相关,即存在金融资本错配的企业中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降低;金融资本错配显著增强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间的正相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