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蚕蛊”志怪故事的生成与流变

“金蚕蛊”在北宋中后期突然出现,在南宋广泛流传并成为“蛊”的代表,是自宋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蛊。但在宋以后的文献记录中,金蚕蛊的症状与检验在病理上无法成立,中金蚕蛊的真实案例也鲜少增加。而从“金蚕蛊”故事的生成、流传及其“盛行”地域的变迁分析可知,金蚕蛊并非特定的蛊毒,而是一个合成的文化概念,相关的志怪故事也是相互撮抄而成的。其背后原因,既是恐惧与猎奇心理,也是主流文化圈对边缘文化圈的歧视与臆想。

造畜蛊毒:从左道邪俗到法律罪名

“蛊”汉时已入律,分为蛊罪和巫蛊罪两个罪名。隋代以后,巫蛊罪名在法条中消失不见,而巫蛊罪之相关巫术却和蛊罪一起列于各代律法之中。“造畜蛊毒”罪名出现在唐律,且入十恶之不道。造畜蛊毒罪名在唐律中的出现和成熟,是传统社会巫术思想与法律文化内在关联性的外在表现。后宋、元、明、清律中造畜蛊毒罪均基本承袭唐律之规定,并不断呈泛化趋势。造畜蛊毒从左道邪俗成为法律罪名并被后世所沿袭,是在巫术与法律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下,皇权社会企图利用法律来规范巫术和迷信的结果,有其必然性因素,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法治的进步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

今、帛、竹书《周易·蛊》卦爻辞本义考论

《蛊》之卦名即意为“蛊乱”,《易》学史上的“拯弊治乱”说、“从事”说、“侍奉父母”说、“筮占事业”说均非其本义。卦辞“元亨”即大为亨通,而非享祀之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祭祀、天气预报或侍奉父母无关,而是含有“殷鉴不远”的意味。初六“有子考无咎”之“考”并非“成就”,而是指父亲,九二“干母之蛊”、九三“干父之蛊”皆与继承父辈、母辈画卦事业无关,二爻本义均与整治蛊乱相关。六四“裕父之蛊”旨在批判君王宽裕治蛊的行为,杨万里将之视为正确的治蛊措施是不恰当的。六五“用誉”之“誉”并非指九二,应意为“荣誉”。上九似当依帛书本作“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凶”,其义理体现出君王应将“治蛊”事业进行到底的哲理。

神秘的蛊毒探析

在广泛文献检索的基础上,文章从古代医学、现代医学、药理学、化学成分等角度,对物质性的"蛊毒"进行了粗浅地探讨。

小四五颗粒对糖尿病大鼠肾脏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影响

[目的]观察中药复方小四五颗粒对糖尿病(DM)模型大鼠肾脏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影响。[方法] Wistar大鼠24只,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小四五颗粒组(中药组);除正常组外,其他大鼠均腹腔一次性注射链脲佐菌素(STZ)65 mg/kg复制DM模型;中药组灌胃小四五颗粒1.8 g·kg-1·d-1,其他2组给予等客积生理盐水,连续12周;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肾脏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浓度,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大鼠肾皮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活性,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大鼠肾皮质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mRNA含量。[结果]模型组肾脏AngⅡ浓度、肾皮质ACE活性均升高,肾皮质AT1 mRNA含量降低,与正常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中药组肾脏AngⅡ浓度、肾皮质ACE活性均降低,与模型组比较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AT1 mRNA含量与模型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结论]小四五颗粒治疗DM肾损伤的机制可能与其对DM肾脏内RAS活化具有一定调节作用有关。

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学要览

我国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意识到自然界的毒虫对人的侵害。殷商甲骨文出现"蛊"字,说明于三千多年前已发现了人体内寄生之虫。战国秦汉以来的许多古医籍记载了多种寄生虫病,涉及到当代人体寄生虫学所列的蠕虫病、原虫病和昆虫病,有的记载还属于世界首创。所载防治寄生虫病的方法和药物,于今仍有实际意义,应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利用。

苗族巫文化述论

巫文化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现象，世人历来褒贬不一。本文运用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资料，从苗族巫文化的历史源流、种类与功能、巫觋的地位和作用等不同的方面。

湘西苗族巫蛊信仰生成之剖析

从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角度剖析流传于湘西苗族人群中并发生深刻影响的巫蛊信仰 ,指出巫蛊信仰并非是简单的施毒与中毒的问题 ,或神秘的、未为可知的邪魅的产物 。

湘西苗族仙娘与蛊婆的身份认同研究

仙娘与蛊婆是共生于湘西苗族社会一正一邪的女性神性人员。因正邪身份,二者在苗疆的境遇有天壤之别,仙娘备受尊重,蛊婆饱经歧视。二者身份认同的形成有着截然相反的内在逻辑:仙娘在"癫狂"中形成"自认",通过安坛仪式产生"他认";蛊婆无辜受诬,产生"他认",抗争无果后被迫内化为"自认"。前者是由己及人,由内至外的过程;后者是由人至己,被强加的过程。

“鬼蛊”的想象与建构——以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为中心的考察

巫与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和学理上它们并非是一类文化现象。众说纷纭的"巫蛊",不过是一种自我中心地以邻为壑地想象与建构他者的方式。苗族"鬼蛊"观念来自于对"毒药"与"阴影"的想象与建构,其基础是巫文化,关键点在于"影魂成活"。"鬼蛊"观念嵌入了社会分类的系统之中,于是想象和建构了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洁"与"不洁"的畛域,实现了群内资源的稳定利用和自身社会的高度整合。

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豊”之字形出于祭祀之“壴”——“礼”自“乐”出考论之一

唯有认识礼、乐之造字本义才可能真正理解礼乐关系雏形及其在后世的发展。礼自乐出,是指礼之初文(豊)、礼之事神致福之事(禮)及至宗庙祭祀之崇祖观念、礼用音声(五声八音)皆出于"乐"。本文专门讨论豊与击鼓(壴)之乐的内在联系。礼之甲文为豊,初由三豆荐馐之盛食器——豆——增划而为崇牙树羽之壴(鼓),再由壴上增玉形——行礼以玉帛乃有豊字之形出,故云豊之字形出于祭祀奏壴(鼓)之乐事。是为"礼"自"乐"出考论之一。

消失的“黑巫术”?清代司法中之蛊毒案件探究——基于洗冤录文本的考察与展开

清代的洗冤检验文本是在宋《洗冤集录》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相关毒物知识大幅增长的同时,清代与蛊相关的知识增加却与司法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案例附入,且增补的蛊毒知识主要来源于医书、游记、笔记等,时间集中在宋代之前。这种现象也可以通过检索成案进一步得到证实。结合律例的修订可以发现,清代有关蛊毒的法律更多具有宣示性价值。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蛊毒相关病因观念史自然变迁的结果,又是宋代以来司法逐渐理性化的产物。同时,清王朝高度集权司法体制对地方专杀权的控制,也对提高相关案件审理中的理性化有所帮助。

论两汉民间的巫与巫术

两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宗教的萌生阶段 ,民间社会充满着浓厚的神鬼气氛 ,巫与巫术盛行。巫蛊术、祝诅术、降神术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汉代的巫并没有转化成相对独立的宗教僧侣集团 ,而是一分为二 ,或成为朝中辅佐君王与天沟通的工具 ,或成为民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东汉时代 ,巫的功能进一步下移 。

“蛊”的多元文化研究——志怪文学的解读模式

所谓损人利己的“蛊毒”是志怪小说的产物 ,是汉语多元文化的类型 ,包含着历史、医药卫生、语文、文学、迷信等因素。从蛊的全局和具体入微作结合研究 ,提供一个解读模式。

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宋朝政治

在推翻新法的政策诉求之外,司马光在政治上追求协调新旧关系,实现政治和解,重返多元政治。然而,他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既乏手段,又乏资源。相对年轻的台谏官群体主张清算,反对和解。新晋宰执推动太皇太后发布“务全大体诏”,对熙丰官僚实行政治赦免,力求和解。在台谏官强烈反对下,诏虽出而和解之义亡。元祐之政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普通官僚的支持,进一步陷入“人才实难”的境地,而司马光对于变神宗法度的核心理论解释“干父之蛊说”被“以母改子说”掩盖,既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又为未来的分裂、恶斗埋下了引子。和解的破灭,司马光难辞其咎,然亦无法独任其责。

巫蛊、信仰与秩序的形成——以湘西M乡“中蛊”现象为例

本文从湘西自治州M乡的"中蛊"现象出发,重点讨论巫蛊信仰、巫蛊功能以及巫蛊规则等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及个案研究发现,巫蛊信仰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内心的确信,这构成了巫蛊文化的心理基础。巫蛊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功能,巫蛊功能的发挥一方面依靠作为心理基础的巫蛊信仰,另一方面依靠具体的巫蛊规则。巫蛊规则符合"另类规范"的特征,应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另类规范","另类规范"对于地方"小传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维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

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朱绍侯司隶校尉在西汉的官制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不仅职务特殊，其地位也非常特殊，而且其职务和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要研究西汉君主如何加强对中央集权的控制，搞清司隶校尉的特殊职务、特殊地位及其演变的情况，实属必要。《汉书·百...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重构——以河湟地区丹噶尔藏人猫蛊神信仰为例

本文以河湟藏族的一支"家西番"(丹噶尔藏人)的猫蛊神民间信仰为个案,就其形态、信仰仪轨、功能等进行考察,在关注其对乡土社会影响的同时,对其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对乡土社会秩序的控制和规范问题进行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