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治”对“血亲复仇”的扬抑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统治者也极力推行儒家理论的“孝”观念,对维护和保护家族利益而侵犯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宽宥,以彰显统治者的仁政。血亲复仇作为道德伦理的义务,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受到了儒家孝观念的吹捧,但是血亲复仇本身就是一种仇杀。历代统治者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意图将血亲复仇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体现了中华法系所带有的浓厚的伦理特征。

中外文化中的血亲复仇现象研究

在中外传统社会,血亲复仇均是一种普遍现象。复仇作为“一种部族制度”深深打上了古代部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烙印,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结构及秩序。部族社会的仇杀体现了早期人类的“尚武”精神及英雄崇拜心理。复仇既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也是一种“宗教信仰”行为。在参阅大量中外民族志材料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揭示中外血亲复仇现象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运行的实践逻辑,并从现代社会“习惯法”或现代法律的角度,就如何应对这一文化现象以促使其现代转型,提出要加快习惯法与现代法的融合。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从血亲复仇看古希腊伦理冲突——以《欧墨尼德斯》为中心的考察

血亲复仇是古希腊悲剧《欧墨尼德斯》的主题,也是古希腊神话和戏剧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不仅反映古希腊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和城邦伦理冲突,而且反映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凡人与神灵伦理冲突,二者实际上又是戏剧背景所处时代社会形态转变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在这个时代,一方面父权制已经建立,需要进一步清除母权制残余;另一方面社会秩序的维护开始从人治走向法治。

法律文化视野下的血亲复仇现象与防治对策——从张扣扣案谈起

血亲复仇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但却因家国文化、儒家孝仁思想、侠义之风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汉唐时期的立法除短暂施行的《轻侮法》外,虽然对血亲复仇严令禁止,但在"以孝治天下"和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政策下,实践中出现了曲法为情和合法悖情两种不同处理方案。以史为鉴,当下应当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核心,加强司法公开与论证说理,建立被害人心理疏导机制,从而深化公民法治信仰,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从文化根源上防范血亲复仇案件的发生。

回归的缺失——试析血亲复仇的心理动因

因为至亲受到侵害而进行的血亲复仇在复仇文学作品中数量颇多。血亲复仇者渴望回归的原始欲望和渴求家园完整的世俗愿望使得其复仇行为和心理十分复杂和矛盾。本文依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试从血缘归属缺失的角度对此类复仇作一番探索性论析。

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及其实践

迄今为止，在研究和评价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及其思想的众多文章中，仍有一个问题为人们所忽略，就是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在他统一女真族、建立后金国家战争进程中，曾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多次提到在美洲易洛魁...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司法裁决影响因素及其当代镜鉴

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几乎各个朝代都通过立法明令禁止血亲复仇,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并非影响这类案件裁决的唯一因素,通常还受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因素等影响。在处理当代血亲复仇类案件时我们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深化公民的法治信仰;社会层面应努力营造客观、理性的舆论氛围;审判人员自身也应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由此促进血亲复仇案件的公正裁决并减少血亲复仇案件发生。

汉代“七女为父复仇”图像解读——考古发现的一则消亡千年的“血亲复仇”故事

在东汉众多画像题材的考古材料中,"七女为父复仇"的图像不仅出现在汉画像石中,在东汉壁画墓中也存在。其内容实际上反映了一则不为历代文献所记载,已经消亡千年的"血亲复仇"的孝子故事。

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

“血亲复仇”是氏族社会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为:当某氏族或部落的成员遭受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伤害时,受害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认为是对其整体的侵犯和伤害,并对肇事者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的报复行动,以求获得相应的报偿。这种报复常常由血腥的械斗发展为大规模的氏族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同时,“血亲复仇”也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习俗沿袭下来。人类学、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处于氏族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时都曾有过“血亲复仇”;同时学者们还发现,即使在本世纪,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民族依然保留复仇的观念,遵守这一习俗。血亲复仇的具体方式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特点,但这一社会现象和习俗却是世界性的。它在整个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到军事民主制都是十分盛行的,是原始战争的重要原因,血亲复仇战争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野蛮,残酷,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在氏族社会晚期即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它逐渐转变为同态复仇、以赎金赔偿代替大规模的血腥仇杀。此后,尽管大规模的血亲复仇不再那么盛行,但作为一种观念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乃至现在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

两汉血亲复仇现象考略

在进入文明社会两千余年的两汉时期,血亲复仇这一氏族社会的残余风气依然相当盛行,频现于社会各个层面,时人睚眦之忿必报,甚至出现对官府进行报复的行为。这主要是氏族社会血亲复仇观念在当时社会中的发酵和国家法制薄弱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在无处伸冤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亲手杀害仇人或依靠任侠刺客的帮助以实现复仇目的。

扎西达娃小说《没有星光的夜》中的“血亲复仇”母题研究

"血亲复仇"是扎西达娃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他通过对这一母题的书写表现藏族人民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强烈的冲突,并对传统仪俗的弊端进行现代视角的审视。他对"血亲复仇"母题的书写折射出现代文明形态取代旧传统的趋势。"复仇"作为一种原型,以无意识地外在形态反映着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具体的行为为原型的载体,呈现着集体无意识。

血亲复仇模式的扬弃——金庸小说“西洋化”的关键性蜕变

本文主要是使用主题学的一些方法,从复仇模式的角度入手,来分析金庸小说受到西洋文学影响的轨迹。复仇是文学中的重要母题。中西方的复仇观念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快意恩仇则是中国历史上血亲复仇传统在文学上的投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派武侠小说中,对此己经开始了质疑和否定。金庸小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否定的力度,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中复仇模式的"俗套",重构了以个体爱情冲突为核心的复仇体系。

《轻侮法》与东汉的血亲复仇风

《轻侮法》是东汉对血亲复仇“降宥”处理、崇尚褒掖的法律制度。本文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其后的发展趋势以及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制度是儒学确立为封建统治思想和“每事务于宽厚”政策下的产物,它使血亲复仇获得了法律和道义上的依据,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豪强势力的发展和东汉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从而说明,如何摆平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统一,是关系到社会能否安定、政权盛衰兴亡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小说“罗衫”母题的嬗变

"罗衫"母题是中国古代血亲复仇小说中的一个典型母题,它形成于唐代,经两宋的短暂沉寂,至元明时期日臻繁盛。不同时期血亲复仇小说中的"罗衫"母题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特征:唐代"罗衫"母题的基本模式得以确立,情节简单,线索单纯;宋代在故事情节和角色设置方面有所省略,"罗衫"母题的特征得不到充分的显现;元明时期,"罗衫"母题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丰富多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父权制下的“血亲复仇”——《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戏剧比较研究

《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都是作者在吸取前人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完成的,符合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念。"血亲复仇"是两部戏剧共同的情节模式。而它们对这一模式的表现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分别考察两部作品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入手可厘清这些异同:首先是父权制的影响,其次是"礼法"与"律法"的不同存在方式。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这两部戏剧的内涵将得到丰富。

从血亲复仇到民主法治的苦难历程——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亚》三部曲赏析

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456)是古希腊悲剧的创始人,是有悲剧传世的第一位希腊悲剧作家,他传世的悲剧共有7部。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值雅典城邦奴隶主民主制的建成时期。他热烈拥护民主政治,积极投入反对波斯入侵的战斗之中。他的悲剧贯串着民主精神和爱国热情。他的悲剧《普罗米修斯》取材于希腊神话,塑造了窃天火给人类,为人类造福并与天上暴君宙斯坚决抗争的天神普罗米修斯的不朽形象,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希腊悲剧。他的悲剧《波斯人》讴歌了希腊人民在萨拉密斯痛歼波斯入侵者的伟大胜利,是希腊悲剧中唯一的一部以当时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他对希腊悲剧进行了革新,增加了第二个演员。

从吴越战争看春秋时期的血亲复仇遗存

在吴越争霸问题的研究中，对春秋时期复仇这一社会现象对吴越战争的影响，未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这一问题谈起，对吴越战争的原因加以补充。 （一） 《左传》有许多关于复仇的记载，表明复仇是春秋时期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常见的、影响较著的复仇活动，主要有血亲复仇和宿怨相报两种情况。

血亲复仇与原心论罪——《蝴蝶梦》小议

《蝴蝶梦》今有元曲选本,又有新安徐氏新续古名家杂剧本。此剧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案情,权豪葛彪打死王老,三子亦寻仇将葛彪杀死。第二部分讲包拯判案,包公为王氏一家人的道义所感动,以赵顽驴代替王三偿命,了结此案。复仇是受害苦主在遭到侵害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的超常态、极端性的报复方式。这几乎是人类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亚文化伦理。华夏农耕民族的习性使复仇及其相关传闻持久盛行,复仇者美名远播,而这些离不开发韧于先秦儒家的复仇学说,正是先秦儒家复仇观奠定了复仇意识作为传统文化心态有机组成部分的根基。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司法裁判的法外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的司法裁判是情与法的博弈。此类案件的裁决,除了最基本的法律因素外,因为其特殊性,更要考虑政治、社会、个人等法外因素,各要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最后的裁判结果。通过对这些法外因素的分析,以期为当今社会司法裁决如何实现“情与法”的统一带来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