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理之性到血气心知:朱熹与戴震人性论的比较

朱熹提出义理之性,建构完备的心性体系,复兴了儒学。然而,程朱理学逐渐衰落下去,沦为政治权威的婢女;原始儒学中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积极的入世情怀和人本精神丧失殆尽。正因为如此,戴震从性与理、理与欲的关系,以及强化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三方面展开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人性包括血气与心知,血气表现为情欲,心知发展为义理。戴震以血气心知的统一体批判朱熹性二元论存在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倡导"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王道政治,回归原始儒学的人本精神。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戴震义理之学中的人性结构模式

戴震的人性学说是其义理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在其坚实的“血气心知”基础之上的。戴震论“性“,已不单纯局限于“性”之自身,而是具有超越“性”自身的人类学或伦理学的含义。本文将从人性的生成阶段、人性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对戴震的人性结构模式学说做一番梳理。

戴震与朱子对《孟子》性论诠释之差异

清朝戴震对南宋朱子之非议,大抵是汉学与宋学争议之延续。朱子反对汉学之流于文字训诂,将与生命疏远,于是依二程而建构了一套理学,虽仍以儒家为宗主,但为了糅合时代学风,业已些微杂有佛、老。后起之戴震,则改以汉学为根据,回头批评宋学特别是以程朱为主之宋学。戴震写了《孟子字义疏证》,内容虽不全谈孟子,但其宗旨认为:欲辨经学之真伪,必从孟子起!本文即以《孟子》之性论为依据,比较宋学之程朱与清朝朴学之代表戴震,借由二人之性论诠释,而以孔、孟为准,看谁较能合于孔、孟?亦由此一窥宋学与汉学各自之思想大义,及其对于时代之关注所在。盖孟子论心性甚多,除了主张性善说之外,亦依此批评告子之性无善无不善说,颇具深意。性论之研究,可谓中国哲学之主轴,不过一直难有定论。本文将探讨性论之历史发展,并试图厘清汉学、宋学二派之争议。

戴震人性论探析

针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对立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戴震重新思考了人性的基础、内涵等问题。他以"血气心知"来规定人性,把人性建构在自然实体的基础上,并从自然生成和社会构成两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血气心知"的人性内涵;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改造,表现出某些前近代色彩。

戴震的王道思想探析

戴震生活于清代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但是他志在闻道,期望从文字的训诂开始,发掘及恢复由六经以及典章制度背后所承载的儒家之道。在对义理的阐释过程中,戴震提出了"达情遂欲"的王道思想,并通过一系列论说,指出王者之治的实现意味着人的血气心知之性逐步完满实现。这表明一方面,情欲的落实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以及最终归宿;另一方面,"达情遂欲"并不意味着对百姓情欲的放纵,君王必须承担起教化的责任,通过教化使得人们的心知之性不断趋近于神明的境地。由于人性的不完满,受天命所限、有所愚昧的君主只有通过效法圣人所制作之礼,才能实现王者之治。通过对戴震王道思想的内涵、逻辑推演及如何落实的探讨,正可以窥见他通过哲学上的建构,为其一生所做的事业进行辩护的意图。

“精气为物”——戴震宇宙生化论探微

戴震可谓清代哲学的重镇。他拒斥形而上的本体论,而从本源论的角度发展出实体一元而属性多元的气化宇宙论。他拒绝"理"的本体论地位,认为"理"只是分理,又将仁、义、礼等价值判断的功能赋予"善",使"理"的地位进一步降低。进而,他称气化即道,坚持气一元论;又称气化即阴阳五行,承认气化的状态或属性多元。他还用"道""器"两个范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万物既生以后的各方面属性,戴震称之为"天性",并析分为性、命、才三个方面。最后,戴震对生物的繁衍长养也进行了说明。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

戴震身为反对理学形上学的主要代表,却深受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内在性——"血气心知"与世界的外在性——"气化流行"之间结构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是,他把这种同一性的基础,由宋明理学的超越本体转变成了经验性"阴阳五行"的"气化",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对于经验性知识的容纳,即对于"应事"的要求,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知识化转向。然而,离开了作为本体的天道,秩序的肯定与建构就需要求助于"经学"传统对于"经"的权威的承认。天地之道,就蕴含在圣人的经典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径。戴震在理论上重新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论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依附于经学的权威性,采用了理学的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理学性善说的困难与戴震的自然主义解释

性善论面临性白板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以及性善待完成论等观点的挑战。性善恶混论和性三品论最难回应,在汉唐时期曾占据主流。程朱理学为性善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辩护,将性善的本原上推到理,而将人性现实表现中的不善和差异归因于气质。但是这种形而上学辩护面临着类似"游叙弗伦两难"的问题:是因为性本原于理所以是善的,还是因为性是善的才被归本于理?戴震为性善论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解释,以对现实人性亦即血气心知之性所做的欲—情—知的心理学分层,代替了程朱理学的形而上学分层。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不仅应该考虑人性的构成部分,也应该考虑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戴震对人性层次及其关系的分析使性善论能够较好地回应性善恶混论和性三品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