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miR-17-5p/miR-362-5p组合作为肺鳞癌血液生物标志物的研究

目的 筛选原发性肺鳞癌(LUSC)患者血液中差异表达的可用作诊断生物标志物的微RNA (miRNA)。方法 通过miRNA微阵列随机筛选6例LUSC患者和6例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全血中差异表达的miRNA,然后通过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在35例LUSC患者和33例健康对照者中验证候选差异表达miRNA。结果 在LUSC患者中发现了6种差异表达的血清miRNAs (miR-17-5p、miR-205-5p、miR-362-5p、miR-21-5p、miR-210-3p、miR-222-3p)。其中miR-17-5p、miR-362-5p、miR-21-5p可以良好地区分LUSC组和对照组,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均> 0.8 (P <0.001),显示出比其他3种miRNAs相对更高的AUC、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miR-17-5p、miR-362-5p可以良好地区分早期(TNMⅠ-Ⅱ期) LUSC患者和健康对照志愿者,AUC值均> 0.8 (P <0.001)。TCGA数据库的数据显示,miR-17-5p或miR-362-5p的高表达预示着LUSC患者(n=332例)的总生存率较差(P <0.05)。以是否发生LUSC为因变量,以miR-17-5p和miR-362-5p的表达情况为自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诊断模型(2-miRNA组合),2-miRNA组合模型的AUC是0.957 0,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2.65%和92.31%。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这2种miRNAs可能参与多种癌症相关通路。结论 miR-17-5p和miR-362-5p可以高准确度区分LUSC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并有效地预测LUSC患者的不良生存率,考虑可以将2-miRNA组合作为LUSC诊断的候选生物标志物。

血液生物标志物对老年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血液生物标志物对老年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价值。方法94例老年患者分为衰弱综合征组(FRAIL量表≥3条,47例)和非衰弱综合征组(FRAIL量表<3条,47例)。收集两组血常规、生化、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相关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老年衰弱综合征发生的危险因素。绘制ROC曲线评估各变量对老年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价值。结果衰弱综合征组患者NT-proBNP、中性粒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高于非衰弱综合征组,而白蛋白、Hb、TC和eGFR低于非衰弱综合征组(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T-proBNP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白蛋白、Hb、TC和eGFR降低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NT-proBNP诊断老年衰弱综合征的AUC大于eGFR、白蛋白、T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T-proBNP升高和Hb降低是老年衰弱综合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联合检测NT-proBNP和Hb诊断老年衰弱综合征的AUC为0.901[95%CI(0.822~0.953),P<0.01],诊断灵敏度为91.5%,特异度为76.6%。结论老年衰弱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复杂,不同血液生物标志物反映老年衰弱综合征的不同方面,联合检测NT-proBNP和Hb的诊断价值更高。

阿尔茨海默病外周血早期生物标志物及其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起病隐匿、病理复杂的神经退行性疾病。AD患者临床确诊时通常已发展到中晚期。蛋白标志物在AD发展极早期即从脑脊液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外周循环。外周血标志物检测具有采集方便、创伤小的特点,有望成为最具潜力的早期筛查和随诊手段。然而传统免疫分析方法无法实现外周血中超微量蛋白标志物的精准定量分析,近年来发展的免疫分析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超微量蛋白标志物分析。该文就AD早期外周血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及其分析方法进行了综述。

阿尔茨海默病血液标志物临床转化的挑战和展望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早期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早期、准确诊断AD迫在眉睫。血液生物标志物是早期诊断的理想工具,在AD临床诊疗方面应用前景广阔,近年取得较大研究进展,但在转化应用中面临系列挑战。对AD血液生物标志物临床转化中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旨在推动AD血液生物标志物走向临床实践。

阿尔茨海默病血液标志物免疫检测方法的应用研究进展

随着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研究的深入,血液标志物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检测手段在AD诊断和病程监测中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AD血液标志物免疫检测方法的应用研究进展,就单分子阵列、电化学发光、免疫磁减量、化学发光、免疫沉淀-质谱联用等技术在AD血液标志物检测中的原理、优势、局限性进行综合分析,并讨论这些技术在提高检测灵敏度、特异性以及临床应用标准化方面的应用进展。

血液生物标志物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临床应用现况和前景

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标志物对其早期诊断和精准诊断尤其重要,也可用于监测药物修饰治疗的有效性。中枢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的检测被广泛用于临床试验。近年来,更易获得和更经济的血液生物标志物得到了重要发展。该文概述了阿尔茨海默病血液生物标志物β淀粉样蛋白、磷酸化Tau蛋白、神经丝轻链蛋白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的临床应用。其中,磷酸化Tau蛋白有较好的诊断效能。血液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早期筛查、诊断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血液生物标志物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死亡率也位居恶性肿瘤前列。其中,直肠癌所占结直肠癌比例在逐年升高,且多数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预后差。临床上对LARC进行术前新辅助治疗已被广泛认可,而如何精准预测新辅助治疗的疗效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许多学者探索出一些血液生物标志物对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回顾直肠癌领域的研究,这些血液生物标志物大致可分为炎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营养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以及肠道肿瘤标志物三大类。对于这些标志物,不同学者采取了不同的采样时间点,主要包括新辅助治疗前、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后。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血液生物标志物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和总结。

血液生物学标志物预测心肌梗死面积的研究进展

急性心肌梗死(下称心梗)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心血管急重症,心梗后梗死面积大小与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等的发生有关。血液生物学标志物(尤其生物学心肌标志物)一直以来在急性心梗的诊断、危险分层、预后评估中备受关注。本文对血液生物学标志物预测心梗面积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血液生物标志物在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的应用前景

近些年,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早期有效的二级预防是减少其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死率的关键手段。结合传统的临床表型和影像学特征的诊断模式,一些潜在血液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可为缺血性脑卒中复发风险的早期筛查和治疗监测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以综合评估脑卒中再发风险分层,从而指导个体化的脑卒中二级精准预防。本文阐述了血液生物标志物在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中的临床应用、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模式。

血液生物标志物在多发性硬化中的研究进展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炎性脱髓鞘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了解MS的发病机制,对于寻找新的治疗手段及改进现有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寻找生物标志物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这为促进MS的诊断、治疗、监测疾病的发展进程及评估患者的预后提供了新的思路。血液通常作为临床标本进行采集,取样容易、速度较快,未来有望在临床工作中使用。本文综述了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的血液生物标志物在MS发病机制及预后评估中的作用。

阿尔茨海默病血液蛋白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阿尔茨海默病(AD)作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早诊对其治疗非常重要。然而目前临床确诊需要进行有创的腰椎穿刺或昂贵的Aβ/TauPET检查,导致早期诊断滞后。外周血因具有无创易获取、适于疾病追踪随访等优点,多年来研究一直努力在其中寻找AD的早期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但由于血液中脑源性蛋白的浓度较低,且易受到血浆基质蛋白的干扰,既往应用传统的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对血液中AD相关蛋白检测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近年来,一些超灵敏检测技术逐渐应用于AD血液蛋白标志物研究,有关结果表明血液中Aβ、p-Tau以及外泌体在AD的早期诊断、鉴别和预测等方面有潜在的应用价值。故本文对近5年来血液中AD蛋白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提高对血液生物标志物在AD诊疗中的认识,并为其更好的早期应用于临床提供指导。

颅内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血液影响因素分析与探讨

目的探讨颅内动脉狭窄支架置入术后相关血液生物标志物与进行性动脉粥样硬化再狭窄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2年8月在我院进行颅内动脉狭窄支架置入术的14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统计术后12个月随访期间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支架置入术后复发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将其分为复发性/缺血性卒中(n=15)和非复发性/缺血性卒(n=125)。对随访期间血液生物指标及症状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在单因素分析中,平均血小板体积等与复发性/脑缺血事件相关(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支架内再狭窄(ISR)是复发性/缺血性卒中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结论ISR是发生复发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重要危险因素,而术后测试的血液生物标志物与ISR正相关。

血液生物标志物在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早期诊断及预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目前,由于症状不典型、依赖于主观报告及表现多样性,轻度创伤性脑损伤(mTBI)常被漏诊。mTBI相关血液生物标志物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mTBI的病理生理过程,且在评估脑损伤严重程度、预测预后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文围绕近年来重点关注的能辅助mTBI诊断、区分其CT表现及预测其预后的血液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血液生物标志物在mTBI中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血液生物学标志物早期预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临床研究进展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是小胎龄早产儿严重的肺部疾病之一,将对其婴儿期的发育及成年后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早产儿血液样本便于采集和检测,其生物学标志物有助于早期预测BPD,对降低严重BPD发生率及改善患儿不良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早产儿脐血和血清中发现多种生物学标志物,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可溶性Klotho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白细胞介素及N-末端脑钠肽前体等,其中部分开始应用于临床,对筛选BPD的高危早产儿、有效预测早期BPD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嗅觉特征联合认知测试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嗅觉特征联合认知测试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在石家庄市及邢台市社区老年人中纳入经量表评定存在MCI者(MCI组)70名,以及认知功能正常(normal cognitive, NC)者(NC组)236名。对受试者进行嗅觉识别功能检测、联合波士顿命名测试(Boston naming test,BNT),并采血检测血液生物标志物β淀粉样蛋白40(amyloid β-protein 40,Aβ40)、Aβ42、磷酸化tau蛋白217(phosphorylated tau 217,p-tau217),设定单独嗅觉特征、嗅觉特征联合BNT、嗅觉特征联合血液Aβ40、BNT联合血液Aβ40共4种MCI筛查方案,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各个方案对MCI识别的敏感度及特异度。结果 单独嗅觉特征识别MCI的敏感度为61.7%、特异度为80.0%,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27;嗅觉特征联合BNT识别MCI的敏感度为75.0%、特异度为73.8%,AUC为0.788;嗅觉特征联合血液Aβ40识别MCI的敏感度为51.6%、特异度为83.5%,AUC为0.709;BNT联合血液Aβ40识别MCI的敏感度为61.1%、特异度为84.6%,此时AUC为0.770。结论 对于社区可疑MCI的筛查采用嗅觉特征结合BNT的方法可提高敏感度和特异度,BNT结合血液Aβ40也可以提高识别MCI的特异度。

NLR、PLR、LMR及血清D-二聚体在肺癌免疫治疗疗效预测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肺癌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随着精准治疗理念的提出,免疫治疗在肺癌各个治疗线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重塑了肺癌治疗格局,实现了多种单药和联合治疗的多种用药模式。免疫治疗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及耐受性,已迅速成为现代肿瘤学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为主的免疫治疗显著改善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期,然而,仅有少数患者对单一疗法或联合疗法有反应,并且部分患者获得了持久疗效的同时,也承受免疫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54%~76%,尽管这些不良反应通常是轻微且可逆的,但严重者甚至导致患者死亡,例如免疫相关肺炎和免疫相关肝炎,因此需及时治疗,有些患者在治疗开始后数月才显现出生存获益,部分患者甚至不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因此,迫切需要寻找到灵敏、高效的生物标志物,早期识别并预测患者使用免疫治疗的疗效,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目前运用最广泛的生物标志物是PD-L1,但在晚期NSCLC中,不同的免疫治疗药物对于PD-L1表达水平甚至判读标准存在差异,且检测手段相对复杂及费用较高,其次,完善该检查涉及组织可及性,临床上完善PD-L1检测的总体比例较低,且既往有研究表明,PD-L1阴性表达的部分患者可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而部分高表达患者不能从中获益,这可能与肿瘤组织中PD-L1表达存在时空异质性有关,目前不能算作是完美的生物标志物,尤其对于复治患者,迫切需要更简便、快捷的检测手段,帮助临床医生识别出优势人群,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目前,关于血液学生物标志物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在本篇综述中,旨在总结有关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预测和预后生物标志物的相关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疾病。

Aβ_(1-42)及P-tau-181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血清β-淀粉样蛋白1-42(Aβ_(1-42))及磷酸化tau蛋白181(P-tau-181)在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选取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医院收治的40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AD组,40例血管性痴呆(VD)患者为VD组,另选择医院同期接收的40名健康体检老年人为健康组,3组均给予Aβ_(1-42)及P-tau-181检测。比较3组的Aβ_(1-42)及P-tau-181浓度及不同检测方法的阳性检出率。结果3组Aβ_(1-42)、P-tau-181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组的Aβ_(1-42)及P-tau-181浓度均高于VD组、健康组、VD组的Aβ_(1-42)及P-tau-181浓度均高于健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组Aβ_(1-42)、P-tau-181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高于Aβ_(1-42)、P-tau-181单一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D组Aβ_(1-42)、P-tau-181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高于Aβ_(1-42)、P-tau-181单一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β_(1-42)及P-tau-181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清中的浓度较健康人群及血管性痴呆患者更高,且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较单一指标检测更高。

单细胞转录组鉴定阿尔茨海默病外周血生物标志物GZMK~+CD8~+T细胞

目的基于单细胞RNA测序(single 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挖掘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外周血免疫特征作为生物标志物,系统性探索AD外周血免疫细胞亚型丰度、基因表达特征和细胞通讯异常。方法从GEO数据库中下载AD外周血免疫细胞scRNA-seq数据集GSE168522,于RAD-Blood网页服务器(http://www.bioinform.cn/RAD-Blood/)中分析AD患者血液细胞组成成分变化,利用CellChat分析AD患者血液中异常的细胞间通讯作用。结果AD患者和健康人血液中有两种CD8^(+)T细胞,其中一类高表达颗粒酶K(granzyme K,GZMK)[伪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0.05],另一类高表达GZMA、GZMB和GZMH(FDR<0.05)。GZMK^(+)CD8^(+)T细胞在AD患者血液中含量升高32.9%(P=5.15E-21),与其他细胞类型的交互作用增加,并可能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Ⅰ,MHC-Ⅰ)信号转导异常与AD关联,红细胞为GZMK^(+)CD8^(+)T细胞MHC-Ⅰ信号通路异常提供了主要配体,即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Ⅰ类分子(HLA-A、HLA-B、HLA-C和HLA-E)。血液RESISTIN信号通路仅富集于AD患者血液中,其可能是AD血液特异性信号通路。结论外周血GZMK^(+)CD8^(+)T细胞含量升高、GZMK^(+)CD8^(+)T细胞与红细胞的交互作用增加、RESISTIN通路增强是潜在的AD标志物。

血液载脂蛋白作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潜在生物标志物的研究

神经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D)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和共济失调等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人数不断增长,但能早期诊治的患者比例不到30%,并且ND的发病原因目前仍不明确。为了尽早对疾病进行干预,研究者们致力于寻找便于早期诊断ND的生物标志物。其中,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真实反映了脑细胞外空间的组成,可能是评价ND的最灵敏的生物标记物。但取脑脊液的方法比较复杂,在治疗ND患者的初级护理或老年医疗机构中不是一个普遍的方法。影像学检查价格高昂,难以在社区人群中普及。而外周血采集方便、创伤小和费用低,是具有潜力的早期筛查和随诊手段。血液中有多种成分可供分析研究,本文就ND患者血液中载脂蛋白的变化作为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乳腺癌患者血液中PGRMC1浓度与临床相关性

目的本研究通过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液中孕激素受体膜组分1(progesterone receptor membrane component 1,PGRMC1)表达浓度来评价其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因乳腺疾病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乳腺外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以及解放军263医院乳腺外科的患者140例,检测其血清及全血标本,其中乳腺癌组90例。根据临床分期早期50例:Ⅰ期(n=24)、Ⅱ期(n=26),晚期40例:Ⅲ期(n=20)、Ⅳ期(n=20)。乳腺良性肿瘤组50例。采用数字表法随机抽取同期门诊健康体检者30例作为对照组。全血样本处理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各组PGRMC1浓度,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CLIA)测定各组血清CA125、CA153和CEA表达浓度。ROC曲线评价PGRMC1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结果 PGRMC1浓度在乳腺癌、乳腺良性疾病患者及正常对照人群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乳腺癌患者中PGRMC1浓度随临床分期增加而逐渐升高,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疾病组及对照组浓度[Ⅱ期(60.89±16.86)ng/L,Ⅲ期(95.54±16.79)ng/L,Ⅳ期(113.78±41.20)ng/L vs良性肿瘤组(42.77±29.81)ng/L,对照组(39.36±25.10)ng/L],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乳腺良性疾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乳腺癌晚期组3种肿瘤标志物明显升高(Ⅲ期:CA125:χ2=12.26,P=0.000;CA153:χ2=28.19,P=0.000;CEA:χ2=6.52,P=0.011;Ⅳ期:CA125:χ2=16.46,P=0.000;χ2=42.19,P=0.000;CEA:χ2=14.29,P=0.000)。与乳腺癌早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良性疾病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显示晚期组PGRMC1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AUC)为82.7%(P<0.05),CA125、CA153、CEA的AUC分别为78.3%(P<0.05)、86.8%(P<0.05)、77.3%(P<0.05)。早期组中,CA125、CA153和CEA的AUC均小于60%(P>0.05)。而PGRMC1的AUC为86.6%(P<0.05),敏感度为94.0%,特异度为50.0%。结论乳腺癌患者全血中PGRMC1表达含量高,且表达程度随乳腺癌期别的增加而增高;PGRMC1对早晚期乳腺癌诊断均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有望成为激素治疗前乳腺癌风险常规筛查的血液学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