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纽带和宗族结构的同化问题——对宗族血缘与地缘叠合程度的再思考

血缘与地缘是理解中国宗族的两个重要维度。围绕着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宗族血缘与地缘的重合程度问题,中外学术界纷纷提出了不少概念和理论。对临沂杜氏宗族在这方面实践的考察表明,过往的研究大多悬浮于"聚族而居"的认识,具体到一个宗族村落内部却失于追问:究竟是最近的宗族房支聚居在一起,还是可以与疏远的房支聚居在一起?临沂杜氏宗族在区域社会里的迁徙与分布情形表明,莫里斯·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在观察中国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用联宗概念取代上位世系群概念。临沂杜氏宗族实践还告诉我们,上位世系群和分散性世系群的发育原理与机制是相同的,当时机成熟时分散性世系群可以发展成为上位世系群。

中国农耕经济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

中国农耕经济以有限的土地资源与血缘家族结合和平衡 ,产生了超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 ,唯有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 ,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 ,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 ,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 ,乡村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大发展 ,小城镇不断崛起 ,从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冲击和改造农耕经济 ,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开始松动 ,业缘关系长足发展 ,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入初级阶段 ,并产生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

试析清代云南商人的群体整合

商人的群体整合,指的是商人之间群体认同感的扩大、强化和商人组织的不断发展。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商人阶层所具有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同时也凝结着商人营销方式的诸多表象。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力促动下,清代贸迁于云南的省内外商人,不断进行着群体形象的心理与组织调整,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均逐渐得以改观。

论三代国家的结构特征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王朝模式，是由许许多多的“邦”组成的。王是天下的共主，所谓庶邦（万邦）是王的臣属，但王也有自己的邦（所谓“大邦”）。庶邦既包括远古演化而来的原生形态的氏族小邦，也包括通过“封建”而产生的次生形态的邦（封国），可能还包括若干少数族的部落。一个邦往往以一个大邑为中心，包有一定范围的田土，这种大邑显然是一个邦的重心所在。邦的规模以小国寡民型为主。周代的邦国都有姓，“邦姓”反映了小邦由氏族演化而来的事实，邦的血缘（父系）团体色彩仍很浓厚。“邦”与“族”（宗族）、“家”是合一的，邦的统治者往往就是大家族的族长（即宗子，亦即宗族首领）。而西周通过分封产生的邦，与那些由氏族演化而来的原生态的邦国不同，地缘的色彩更浓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小邦通过兼并扩张，其地缘政治实体的性质也就更突出了。

我们需要普遍的信任结构

我们需要普遍的信任结构玉抒在当今的经济生活中，我们遇到失信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买东西时，售货员讲得不知道有多好的东西，买回去往往用不了；经商时，货打出去了，钱往往收不回来；用人时，干得好好的，招呼也不打，人就不知了去向，……有的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民营企业必须突破家族式管理围墙

素以四兄弟团结进取,共创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为公众形象的四川希望集团,近期传出兄弟分家各奔前程的消息,一时舆论哗然。对此希望集团刘永好认为:兄弟分家是为了明晰产权,规范经营。分家不是分裂,而是使企业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更好地联合在一起。对刘氏兄弟的分家,有人评价:从理论上分析,兄弟分家可能使集团的资产分散流失,但对于很难突破血缘与地缘关系的民营企业来说,刘氏兄弟的选择是一种建设性的尝试。

怨刺、美颂与中、西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社会,历来重仁政德治;西方古代社会,则有着更多的暴戾与强权;《礼记》中的'大同'世界、陶渊明的'桃花源',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这是中国古代人的政治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仍有神的统治和奴隶服役,这是西方古代人的政治理想。这些差异,分别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怨刺性、人民性和西方古代文学的美颂性、贵族性。另外,西方社会之所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选择了社会主义,从本文的观点及论述中,也可依稀辨认出这种历史选择的必然。

论传统乡村秩序和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

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乡村秩序发生变化,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并存,传统礼俗与理性并存。但是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乡规民约为规范的乡村秩序,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建构,对于变迁的农村社会具有一种"嵌入性"特征。传统乡村秩序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建构现代农村管理体系,必须以农村社会的现有乡村秩序为基础,才能实现有效的农村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