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封爵孔子的两种走向:血缘性与非血缘性

在孔庙兴起于中央国学之前,曾经历过一段以孔子为"殷后"或是"宋后"的封谥历史,这是一种以孔子的血缘性作为封爵与尊崇依据的走向,与学制中以"学"为依据的先师或先圣之非血缘性崇孔走向不同。前汉初期,帝王异姓若欲对孔子表达尊敬,则需至鲁地的孔府家庙中对孔子行礼以致其敬。汉成帝时,追谥孔子之诏令使孔子与古代圣王等列并称,宣示了"圣王之统"与"学术之统"二合为一的指标性。在新朝始建国元年的王莽诏令中,"周公、孔子"与"四代古宗"一齐出现。王莽的选择,摆脱了"殷后之统"的血缘性思考之方向,而从非血缘性的角度思考崇孔与封爵,孔子的德业遂与周公的功业具有等量齐观的历史地位与定位。

代代相传:祭祖与祭孔的血缘性与非血缘性传统

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传承,便是血缘性的传承,所谓天地之道肇端于夫妇,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指此。殷周以后,血缘成形为宗法制度,所蔚成之氏族、宗族、宗庙、祖庙、太庙等,都是以血缘性为基础的传承,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一条重要的主轴。另一条重要的主轴,形成较晚,从孔子开始。孔子被后世称之为素王、宣尼公、文宣王、尼父、大成至圣、先师,不论为公、为王、为圣、为师,为殷汤后、为文化垂统之征,都是指其在文化的周道既衰中,将文化的精义在授徒中传递下来,因而开启了一种中国式的非血缘性文化垂传授受之传统。而师生的传递是一种非血缘性的传承,师生关系便成为中国文化中文化性、精神性的一种特殊性格与结构。没有这种师生的学习与传授,中国文化便不会绵绵不绝、源远与流长。祖先与子孙,是血缘性的;而文化传递,却是师生的、非血缘性的。

试论屈原爱国思想的区域性和血缘性根源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源头,打动了历代文人士子。这种"与日月争辉可也"的爱国精神的形成既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楚国特定区域与屈原王族血缘的影响。

试论屈原爱国思想的区域性和血缘性根源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源头,打动了历代文人士子。这种“与日月争辉可也”的爱国精神的形成既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楚国特定区域与屈原王族血缘的影响。

血缘性活体肝部分移植术一例报告

目的介绍１例血缘性活体肝部分移植术的临床体会。方法受体为１０岁女童，诊断为先天性弥漫性肝内胆管囊性扩张症、复发性胆管炎、肝硬变，供体为患儿的父亲，手术方式为切取供体肝脏的左外侧叶，并原位移植给患儿。术后进行了严格的监护治疗和随访。结果供体手术历时４００分钟，出血４１０ｍｌ，切取肝脏３００ｇ，术后顺利恢复。受体手术历时６５２分钟，出血１６６５ｍｌ，无肝期８０分钟，移植肝脏热缺血时间为０，冷缺血时间１３７分钟。采用环孢霉素Ａ、硫唑嘌呤及皮质激素行免疫抑制治疗，术后第１１天出现急性排斥反应，经激素冲击治疗而愈。现患者已健康生存７个月余，肝功能正常。结论在现有外科技术条件下，活体肝部分移植术是可行的。良好的术后管理是确保肝移植术成功的关键。

“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背景理解: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展开(下)

三、政治、宗教与理性：“礼之象征”、“气的感通”与“连续型的理性”对于生活世界及文化氛围所显示的血缘性纵贯轴做了一总的理解与诠释之后，我们进一步的看看由此“血缘性纵贯轴”所成之“宗法国家”所重视的“礼之象征”，并进一步理解其于“宗教”上所重视的“气的...

“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背景理解: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展开(上)

本论文旨在对“道德与思想之意图”提出一背景理解，并且以“血缘性的纵贯轴”做为核心而展开其诠释。首先，笔者经由日常语言及生活世界总的理解，而点出“血缘性”、“道德性”、“土根性”三者关联成一不可分的整体，而此正可豁显其为“血缘性纵贯轴”的结构，此正是“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生长土壤。其次，笔者再点出中国传统政治、宗教与理性的特点是“礼之象征”、“气的感通”与“连续型的理性”，此与西方之重“权力之支配”、“言说的论定”与“断裂型的理性”形成强烈对比。凡此种种，都是“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重要背景，做这样的豁显，将有助于此问题之厘清。再者，笔者经由“君”、“父”、“圣”的分析，点出中国文化传统中“血缘性的纵贯轴”含有一奇特而诡谲的“道的错置”（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Ｔａｏ）之现象，而此与“道德与思想之意图”有密切的关联。最后，笔者以为依循“契约性的社会连结”而构造成的社会，以及依循“委托性的政治连结”而构成的政治，将可以破解传统血缘性纵贯轴下之“道的错置”以及连带而有的“道德与思想之意图”。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氏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从朝觐站班“五爵三等”看周代封国政治的血缘性——基于《逸周书》的解读

通过对《逸周书》中《王会》《明堂》两篇文献详考、绘图可见,其所述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中,诸侯政治等级除常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外,在仪式空间、诸侯站班等细节中,还存在一种“三等”结构。所谓“三等”,即举行仪式的空间呈上、中、下“三层”或内、中、外“三重”;在仪式中,诸侯距天子远近、莅位尊卑、站班高低也分为“三等”。“三等”诸侯的身份分别对应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等”结构反映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周代国家政治规则中诸侯权力结构是多类型、多层次的,其中血缘性因素对封国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朝觐礼中“五爵三等”形态背后的权力结构由周初血亲原则主导下的诸侯分封引发,也显示了分封制对于周代血缘政治的塑造。

论三代选官制度与血缘政治的衰落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可见血缘性不断减弱而地缘性不断加强的特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血缘性来自于古老的氏族时期。三代历史上承氏族世代,下启秦以后大一统专制王朝,在我国制度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三代政治制度中血缘性非常强,与其相适应的选官制度所参考的原则亦以血缘原则为基本标准。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等方面出现新的历史因素,血缘政治逐渐衰落,以血缘原则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也逐渐瓦解。本文尝试在梳理这一衰落过程的同时,探讨选官制度与血缘性政治衰落的关系。

从真实到象征─—中国古代血缘认同与始祖神话的历史演变

血缘认同在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共同世系的追溯，对同源共祖的认同，一直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而其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关于始祖的神话传说。但是，古代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根本不同于部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首先，在以血缘关系为唯一基础的氏族或部族意识中，血缘认同具有唯一的、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以地缘关系为主要基础的民族意识中，血缘认同较之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居于次要地位。其次，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大多是对真实血缘关系的观念反映，而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则主要是象征性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共同世系不过是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关系与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文化传承的内容、形式及特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为达到通过精神文化的传承来强化认同意识的目的,族源、族谱、族称的传承成为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核心内容;为保证精神文化的有效传承,对文化传承的方式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传统精神文化的独特性使传承过程形成了血缘性和神化性的特点。

宗族文化与农村现代化

农村宗族文化在新时期的迅速复活、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宗族文化在本质上是与农村现代化相悖的 ,体现在 :宗族文化的“宗法”与现代化的法治相悖 ;宗族文化的血缘性与现代化的业缘性相悖 ;宗族文化的封闭性与现代化的开放性相悖 ,等等。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逻辑

企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私营企业，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着明显的“三缘性”和家族化特征，这一特征使其在衍生初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但随着私营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私营企业的制度安排表现出与环境的不相容，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推行制度创新是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隐含一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纵贯轴亦由此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真正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了,因而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发展,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孝道也有着崭新的可能。

略论生命教育视野下的生命观

人之生命除了生理性实体生命之外，还可以分出血缘性亲缘生命、人际性社会生命和超越性精神生命。因此，对于人类生命的独特性、本能的生命与自觉的生命、超越性精神生命的意义等的正确理解，是生命教育开展的基础与核心问题。

试论宗法秩序特质

宗法势力或者说宗法权力的权力来源是宗族,行使权力的主体是族长、士绅.这就决定了宗法秩序具有其不同于现代行政权力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有:血缘性、礼俗性、差序性和地域性.只有认识这些特性才能更好地同行政权力相应特性加以区分,以防宗法秩序对行政权力的昆淆.

明清之际知识精英的乡士回归与秩序重构

血缘性和地缘性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何炳棣指出,“眷怀乡土本是人情之常,但直迄晚近,国人对乡土籍的观念,实较任何开化民族远为深厚”。明清变革,知识精英群体间形成了强烈的乡土观念,他们大规模地从城市回归乡土,从而对乡村社会的教疗、农业生产、医疗、乡村社会治理等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探略

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大量的中国人移居当地,到19世纪中期,华人数量已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华族移民新加坡是自发组织的,离乡背井,在陌生的环境下还要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压迫,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纷纷成立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就像几根强大的纽带,把远在异国他乡的广大华侨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团结互助,共同奋进,为当地及整个华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群”与“社会”的路向分殊及其与巫术的关系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集中表现在"群"与"社会"的文化差异之上。前者强调血缘性,后者强调公共性。人类社会共同起源于氏族血缘制度,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这种制度便出现了分化,一部分遭受私有制的重创而形成以公共权力为前提的"社会"形态,即国家组织;一部分则经过巫术革命,在进一步强化它的血缘等级与血缘情爱之外,凸显巫术与血缘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以图腾、神话、巫术为一体的原始信仰对于氏族部落的统制及巫术意志对于氏族部落权力的主宰,由此形成以私有权力为特征的"群"形态。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是一个已经讨论了百余年的老问题,而"巫术化的氏族血缘制度"的提出,则是在百年讨论基础上将问题更深化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