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的演进及其省际比较研究——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视角

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文章系统考察了2002年、2007年广东省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的演变特征并与江浙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在文章考察的起止时间内,广东省表现出由全球生产链的相对下游环节向相对上游环节加速转移的趋向,期间其行业生产链长度进一步延伸,相对江浙地区更加趋近于全球专业化生产分工网络的中间投入端,上述现象一方面揭示了广东省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日益加深,但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其逐步远离价值链的终端。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分解结果显示,有别于江浙地区,推动广东省向全球生产链的上游环节转移的主导因素为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立足于上述发现,文章进一步探析了导致广东省与江浙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上分工地位差异的成因,并就如何推动广东省分工地位的攀升并抢占价值链的据高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行业上游度的广西产业分工地位研究

以广西为研究区域,运用行业上游度方法对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分工地位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广西绝大多数行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低于我国总体水平;三次产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产业分工地位不平衡。分产业来看,广西农业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竞争优势,资源型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分工地位明显低于我国总体水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分工地位则更低,知识创新能力弱。促进农业产业化及品牌化水平的提升、继续深化工业战略、重视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承接与根植以及加大服务开放力度是提升广西产业分工地位的重要举措。

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研究——基于行业上游度和RCA指数的测算

行业上游度可以衡量各行业的分工地位,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可以衡量国际竞争力。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全球44个主要经济体的行业上游度和显性比较优势,分析中国18个细分制造业的分工地位及国际竞争力,以探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结果表明:根据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5个"淘汰行业"(木材加工、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及出版业,炼焦及石油业炼焦及石油业,家具制品及其他制造业);5个"基础行业"(化工产品制造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基本金属制品业,机械设备除外的金属制品业);3个"战略行业"(医药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及烟草业)以及5个"黄金行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业,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小汽车、拖车、半挂车制造业,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国家层面,明确各省市制造业定位,有的放矢地制定发展战略;省份层面,在各省市间搭建产业转移的桥梁,优化资源配置;行业层面,提高科技研发投入,为制造业注入创新基因。

行业上游度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借鉴Antràs等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结果显示: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上游度指数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低、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指数变化趋势与全球金融危机关系密切;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与国际竞争力呈现反向关系,行业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内价值链分工质量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改进的行业上游度分析

本文通过改进Antràs的行业上游度构建国内价值链分工质量衡量指标,测算我国各行业的中间投入贡献上游度,进而构建一国行业平均上游度指标,并与欧美日等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贡献上游度及国内价值链质量低下,亟待转型升级。进一步探究国内价值链分工质量的影响因素,发现中间产品投入中,国内产品占比越大,最终产出中出口产品占比越小;在城市容纳量之内固定资产形成越多,越有利于国内价值链的升级;而当前我国居民和政府的消费结构不利于国内价值链条的提升。由此,提出我国应该培育自己的龙头企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并站在国内需求的角度进行生产,政府应宏观调控固定资产的形成,以实现经济的稳步提升。

北京市分工地位的测度研究——基于行业上游度的视角

运用Antràs et al.(2012)发展的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本文对北京市的分工地位展开综合测度。研究发现:(1)就北京市内部的42个行业而言,不同行业的上游度表现出较大差异,这表明各自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程度不一;(2)样本期内大多数行业的上游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而部分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体系行业的分工地位则出现下滑现象;(3)在北京市分工地位处于相对下游阶段行业数目减少的过程中,处于相对上游阶段的行业数目进一步增加;(4)从城市层面的考察来看,整体分工地位呈现上海市高于北京市的布局;(5)以权重为分析基准可以发现,北京市三大产业的分工地位呈第二、三、一产业递减的倒V型。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行业上游度视角的河北省分工地位的测度研究

在河北省参与国际生产分割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文章利用Antràs等人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行业上游度的测算方法,对河北省内部分工地位展开综合测度研究,并与相邻省份进行横向比较,进而提出了实现河北省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和扭转部分行业分工地位下跌局面的对策建议。

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比较研究——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视角

该文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理论并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对1995-2011年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整体、大类行业还是单一行业,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首先,在考察期内,中国整体及大部分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均明显大于美国,这意味着中国整体以及大部分行业相对于美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偏上游位置;其次,中美两国整体或分行业的上游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其中中国整体的上游度指数在迂回波动中趋于上升,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上游度指数则呈下降走势。上述差异一方面说明中国存在向价值链的上游环节转移的迹象,其所从事的与中间投入端相关的生产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美国通过向价值链的下游环节靠拢的方式进一步趋近于最终使用端。鉴于中间投入生产活动往往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等粗放型特征,因此中国有必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驱动自身向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转移,在摆脱"低端锁定"的同时,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层级攀升,以此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中日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地位的演进特征及差异比较——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的视角

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的视角,利用WIOD的国家投入产出表,对1995—2011年中日两国的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展开系统的测算及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在本文的考察期内,中国整体和细分行业基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环节,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间投入端转移的趋势;日本整体和细分行业基本表现出向全球价值链的最终使用端靠拢的趋向。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分解结果显示,在2003年以前,行业间效应是导致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转移的主要动因,在此之后,行业内效应则成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移动的主导因素;但在推动日本转向价值链下游环节的过程中,行业间和行业内效应发挥着近乎同等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分工地位的比较研究——基于行业上游度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行业上游度,研究结果发现:(1)在2000-2014年,中国行业上游度较高的行业为采矿业,电力、热力和燃气供应业,成品油和炼焦业。与2000年相比,2014年中国大部分行业的行业上游度在上升。(2)在2014年,世界44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平均值中,行业上游度最高的三个行业是成品油和炼焦业,采矿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与美国、日本以及世界44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平均值相比,中国大部分行业(37个)的行业上游度更高,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较低;而美国则大部分行业的行业上游度比世界44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平均值更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较高。因此中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驱动自身行业生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转移。

中国流通业在产业链上位置的地区比较——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视角

利用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和相关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全国和31个省区市2012基准年度流通业的产业上游度,并对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流通业产业上游度进行了比较,借以考察各地区流通业在产业链上位置的状态和差异。研究发现:在封闭经济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游度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整体>西部地区;批发和零售业上游度地区差异表现为:中部地区>全国整体>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住宿和餐饮业上游度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整体>西部地区。在开放经济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游度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全国整体>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批发和零售业上游度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全国整体>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住宿和餐饮业上游度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整体>西部地区。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流通业产业上游度一般会上升,但是对不同地区的流通业影响会有差异。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能源消耗水平影响的测度——基于中国3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加大服务要素投入,逐步降低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和依赖。然而,从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及总量的发展趋势看,现阶段制造业服务化虽带来全球价值链行业分工地位的改变,但并未显著减少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反而对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产生反向调节作用,服务化转型的能耗总量不降反升。事实上,能源消耗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受到各部门要素密集度、服务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等的影响。在制造业服务化引发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的初期,规模扩张带来的能源消耗增量会抵消制造业服务化的能耗减量效应。下一阶段,制造业应注重与新兴生产性服务要素相融合,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扶植政策,抢抓新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以激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向促进作用,触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国内壁垒与出口依赖:中国高强度出口企业的双循环困境及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企业中,有相当比例是纯出口或高强度出口企业。这一比例特征在摒除加工贸易型企业之后仍然显著,既与发达国家出口企业分布不同,也不符合Melitz模型的理论预期。文章研究指出,在国家积极扩大开放以促进出口的政策导向下,国内市场的改革滞后与一体化有效措施的缺乏成为阻碍企业内销不可忽视的因素。具体而言,国内流通壁垒和进入壁垒是形成本土企业出口依赖现象的关键原因。文章分析发现,纯出口和高强度出口企业往往较为年轻,所处行业或集中于产业链下游,或集中于国内市场较高垄断的行业。鉴于此,文章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多种市场扭曲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内外销比例。模型表明,高流通壁垒和高进入壁垒是阻碍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原因,产品流通的高额费用会降低企业内销的利润率,而高额的市场准入固定成本则直接降低新企业的内销利润,导致新企业更难在国内市场存活。基于模型,文章进一步识别出国内市场的高流通壁垒行业和高进入壁垒行业,并认为取消出口补贴、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针对不同行业降低国内市场垄断程度和畅通产品流通渠道是打通内销壁垒的关键。

数字经济发展、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文章通过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与测算行业数字化比率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渗透指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并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维度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这一结论在使用历史数据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方法克服内生性影响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向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行业制度质量指数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不仅对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

东北地区产业关联与动态分工的比较研究

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伴随中国经济进入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东北地区嵌入全球生产分工尚不充分,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东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区域的重要原因。文章着眼于此,将关注点放在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间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变动趋势上,基于产业关联和贸易流出视角,运用Antràs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对东北地区产业关联的动态结构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区域内产业关联尚未有效形成,制约了东北区域整体市场的深化;分产业来看,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没有充分实现在本地区内的价值创造,制造业在全国分工深化程度不足,同时缺乏内生技术创新型新动能新产业。

出口技术升级与城乡内部劳动者收入差距

文章基于国家高质量产业发展分类与2018年最新发布的美国405个行业投入产出表,并采用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通过计算中国"城市-行业"层面的"出口2025行业上游度指数",实证分析了出口技术升级对中国城乡内部不同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升级会扩大城镇内部高技能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缩小农村劳动力市场内部高技能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在影响机制方面,随着出口技术升级,高新技术企业增加,企业对城镇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更大,这导致城镇内部高技能与中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出口技术升级使得农村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更大,导致农村内部高技能与中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