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号的多层级传递与市级政府行为合规:基于环境信息公开案例的实证研究

政策信号是传递上级政府治理意向、激励下级政府行为合规的重要手段。分析政策信号多层级作用机制下市级政府2008-2018年环境信息公开行为发现,政府组织中的上层与中层信号均会显著影响下层政府合规行为;在多层级传递过程中,政策信号的影响随行政级别差异的增加而减弱;中间环节传递的不一致信号会削弱上层政府信号效果;在交互作用中,上层政府的“强信号”将翻转中层政府的“不一致”信号,而“弱信号”则可能被后者抵消。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治权威与行为合规:推进党内法治的双重逻辑

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有政治权威的政治决断,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依法治国原理指导下稳步建设党内法治体系,并非仅仅简单地关注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应当同时注重执政党的行为合规,即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遵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范执政行为,倡导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守法。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注重行为合规,俨然构成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内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逻辑,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合规行为也存有风险。如何处理因为合规行为而产生的损害,就成为法学界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在现有的法秩序中,对于合规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规定,但是学界倾向于合规并不能够作为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传统的公私法分立影响、对公共风险的偏见和侵权责任中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可能是导致此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合规行为的赔偿机制——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目次:一、国家赔偿(一)国家赔偿的理论基础(二)日本的实践(三)国家赔偿的局限二、商业保险(一)为什么需要保险(二)商业保险的局限三、公共基金(一)公共基金的产生(二)美国国家儿童疫苗赔偿计划(三)亟待发展的中国公共赔偿基金四、社会保障(一)为什么需要社会保障(二)工伤保险(三)社会保障的不足五、对多种赔偿形式的评价(一)两种不同的模式:追究责任与分散风险(二)并不是所有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三)

浅析从合规意识到合规行为——以某通信企业为例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以《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件,敦促企业培养合规意识并建立起相应的合规制度和体系,但企业的合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而从雀巢大中华区的首席合规官对合规文化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员工来说,只有从内心认同合规意识,才能在日常的工作中践行合规行为。因此,本文将从意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出发,结合理性行为理论,分析某通信企业事件中合规意识的影响,并为我国企业合规意识的培养提出建议。

产业复杂化、企业合规与商业贿赂

本文是对企业合规与违规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企业行贿行为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出现和蔓延,原因之一是企业和产业的复杂化。复杂化对传统的正当信念形成了挑战,使经济理性变得更加有限,使制度规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同时又能够对接本土文化的规则。未来的对策是建立一套符合产业复杂化特征的规则系统和规则导引。

加强央企境外合规风险管理

境外合规管理背景国际形势愈发严峻。近年来海外合规监管日趋严格,世界各国及一些国际组织对企业合规行为愈来愈重视,国际组织的惩罚力度在持续增大,多方联合对企业的不合规行为进行强力打击。如西方国家相继制定反腐败法,联合国与国际机构陆续签署了反腐败公约,各国反腐败法案构成了严密的监管制度体系网。

环境污染侵权中预防性请求权的解释与适用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1条,除了损害赔偿之外,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还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然而,从物权法中发展而来的预防性救济制度通常要求权利人对他人的妨害行为负担一定的容忍义务,在权利人的容忍限度内限制其防御请求权的行使。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不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因素,在适用预防性救济制度时易生争议。行为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若事后仍面临侵权法上被禁止的风险显然不妥,在涉及生态利益保护时尤其如此。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中适用预防性救济应受一定的限制。此外,鉴于预防性救济制度对于物权之外其他法益的保护同样重要,应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1条的规定为基础,借鉴物权法中原有的制度框架,在侵权法中构建一般性的预防性救济制度。基于"共存共荣"的法理,权利人仅可请求禁止超出其容忍限度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