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和金蒂斯对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的贡献——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鲍尔斯和金蒂斯凭借提供证据和模型以拓展对社会合作的理解,共同入选2022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名录。两位学者在自利合作行为模型之外,创造性地提出强互惠概念用以理解人类社会大群体中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广泛合作,并给出其存在性证据。他们以多层次选择和基因-文化共演化理论为基础,整合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坚持理论和经验主义相结合,论证群体竞争、群体间战争冲突、社会制度、社会化和惩罚在利他主义演化中的关键作用,证实利他主义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得以演化。本文介绍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分类梳理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学术贡献,并总结其对当前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

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与中国潜能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在于“是什么样的”实证问题,而非“应当是什么样的”规范问题。作为分析工具,它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如何做出预测的?它的科学范式受到了哪些质疑?又有哪些可能的回应?本文概述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通过简单例子说明,我们可以怎样应用该范式预测行为(即选择)、推导规律,再实证检验;再通过牛顿力学等学科类比,介绍相关争议与可能的回应。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具有理论发展与应用落地的巨大潜能,本文推介三个方向:市场设计、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结构计量经济学。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范式转换研究

数码成像技术之于柯达破产、智能手机之于诺基亚衰败等由技术范式转换导致的行业领导者溃败现象,预示着理解技术范式转换已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议题。因此,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出发,对技术范式转换机制和过程特征进行识别与刻画,剖析了技术范式转换过程的内在机理,进而构建了技术范式转换的理论模型,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出启示。

演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来自现代生物学的隐喻

本文在对演化经济学现存问题进行简单考察的基础上,采用隐喻方法,借鉴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和进化过程的最新研究,提出了几点发展演化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式的初步设想,如构建一个以结构和能动主体为要素,以制度为纽带的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

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日文文献的贡献

近年来,在产业政策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逐渐呈现出成为主要范式之一的趋势。日文文献是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早期来源之一,代表了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受制于语言壁垒和学科偏见,日文文献的贡献被长期湮没。考证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具有演化经济学特色的日文产业政策研究出现于八十年代初期,在九十年代持续发展,近十余年来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日文文献依托技术革新研究和企业史研究,主要讨论企业合理化政策对于企业能力的影响。与相关英文文献相比,日文文献历史更久、更具深度。理解日文文献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持续发展、改善中国的政策实践。

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

新古典和演化经济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在政策分析的对象与本体论预设、基本假设、分析框架与方法、主要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新古典范式是在"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分析,演化范式则是在附加了"过程约束"的"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创造的质量型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作为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进行经济—政治整合分析的努力,分别揭示了政策形成之政治过程的不同特征,故其经济政策分析体现出很大程度的互补性。

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

就其使命而言,经济学是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假设—推导范式承诺,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而且,正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现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规律,可以弥补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之不足,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使经济学更具科学价值和现实性。经济学在域观范式承诺下,才能把握人的行为。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式承诺转变,在劳动力人口条件的域观特征刻画上,具有基本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实际上是观察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对疫情时期众多企业的现实表现的观察,可以对企业改革和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模式的,有效适应就是理性选择。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都是在社会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没有“最优”模式,只有不断适应和调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冲击,中国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断然措施,这也可以说是生态理性的选择。各种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其适应性,即能够较有效地应对本国国情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在客观上合理的制度。人类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永远会有不足和缺陷,有改进的空间,但可以相信,社会进步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

从均衡走向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演进

均衡与演化的思想很早就共生于经济思想史中。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由此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起来了经济演化理论。本文旨在对均衡和演化这两大截然不同的经济范式的演进进行剖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折射着两种经济思想交锋的历程和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

均衡、演化与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美学解读

本文通过对“均衡”和“演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范式的演进进行美学剖析,从中折射出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思想对经济学的指引,以及演化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并尝试以“中和美”中“度”的思想来弥补西方“和谐美”二元对立指导的经济研究范式的不足。

金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演进——行为金融与标准金融研究范式之比较

金融学主要研究三方面的问题。标准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的范式各具特点。行为金融理论以全新的研究范式向标准金融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标准金融理论既有其理论的完备性和成熟性,也有一定的缺陷性;同样,行为金融理论既有其理论的先进性和不成熟性,也有一定的可发展性。行为金融理论的成熟发展必须通过构建自己的核心理论模型才能得以实现。

演化经济学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新取向

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将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学术新动态,看到较之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更强的综合潜质和理论创新前途,它们之间某种科学整合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创新灵感。

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演化与思辨

文章阐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演化的三个阶段,即偏重于经济思想性的传统定性化研究时期;偏重于经济实证性的现代定量化研究时期;以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研究为特征的大规模集成研究时期。同时,对经济学术论文的质量评价标准进行了辨析。文章认为,作为一种解释现实的逻辑,经济研究应当首先重视思想性,其次是技术性,最后才是应用性。

演化经济学与自组织方法论——分析范式与方法的融合

演化经济学以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假设为本体,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强调历史重要、知识重要以及系统非均衡常态的演化观。它以创新、创新的扩散及创新引起的结构变化为分析核心,借鉴复杂性科学的自组织方法论来分析经济总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历时演化,以更为客观和符合人类社会现实的态度去解释经济体系中的现象和问题。

学者点评:用经济学范式研究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

在布坎南之前，思想界似乎存在一个约定，“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用经济学范式研究政治很少见。个中原因，或许人类思维上相当长期存在着盲点。笔者认为：这个思维盲点的形成与先贤们留下的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是“仁慈的政府”思维定式和预设有关．也与统治者的自我标榜和宣传有关。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预见探讨

试图在深入剖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演化经济学视角解释技术范式的转换机理,同时得出对后续研究的启示和展望,以期找到技术范式转换预警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风险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安全风险实质上是新技术—经济范式所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带来的冲突,安全风险治理的本质是技术、经济、社会三者的匹配问题,治理目标在于通过三者的匹配形成一种对新技术的包容—排斥机制。从产生原因来看,技术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在一定时期处于灰色地带带来的治理真空期、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缺位与越位、制度适应的滞后性等是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从形成机制看,任何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都不会自动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对抗与妥协或者说风险及其治理贯穿着赋能经济的全过程。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能量释放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旅游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变革引发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变革的问题,也即数字技术引发的各种变革不能单独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得到解决。对此,可采取引入技术—经济与社会—政治耦合治理模式、从动态演化角度对顶层政策设计进行持续改进、在矛盾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中进行协同治理等安全风险防范策略。

新的学术增长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于财富观演化视角的分析

该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兴起和研究现状的简要回顾和分析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基于财富观视角下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深层关系。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基本关系在传统研究框架中,通常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平面的关系,而从财富观演化视角的分析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深层关系是一种三维立体空间结构,它以发展方式研究为主要内容,以综合财富最优化为目标和宗旨,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轨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实现其研究目标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需要创新其研究范式,并从财富观演化等全新视角确立其重点研究内容,才能在新世纪获得飞跃式的发展。

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前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而它在引入了路径依赖这一理论以后则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新经济学分析框架是替代路径依赖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最佳选择,它对于整个经济学新演化范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对谈录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迷失” ,经济学似乎重新认识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经济研究中所造成的“重大缺失” ,这就是现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复兴的理论背景。怎样看待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什么启迪 ?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进路是什么 ?本期刊登的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对谈录就此学术前沿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同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姚先国教授为对谈撰写了评论 ,一并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