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十三行儒商钟启韶及其诗歌简论

钟启韶是清代乾嘉时期广州十三行儒商中的一名普通商人,他经历了科举考试的失败,因生活的需要转而经商。钟启韶与广州十三行商首怡和行伍家关系密切,在伍家的帮助下,钟启韶过着半商半儒的富足生活,在经商之余常常吟诗作画,与朋友诗酒唱和。钟启韶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对自己的诗歌整理和保存,有很强的立言意识。

我校举行儒学讨论会

在四月份举办儒学与现代化讨论会的基础上,7月2日我校再次举行儒学讨论会,并邀请兄弟院校等单位参加,就儒学的现代意义及济南籍著名儒学家、国学大师李炳南的生平学术进行讨论。副校长董操教授主持会议,校长李庆臻教授发表讲话。 张传曾教授、曹萌博士等分别就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儒家风操和仁德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行论述。赵宗来讲师对儒家政治思想源于“连山”进行考释。党明德副教授认为孔子已经主张公平竞争,并加以论证。董时副教授、谢嘉峰博士、吴聪敏先生、吴碧霞先生、张清泉副博士从不同方面对李炳南教授作了介绍,诸如生活经历、文化观念、社会贡献、学术成就以至于几成“绝响”的唐诗吟诵。他的成就是儒学、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证明,

《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

在早期儒者转型的时点上,孔子致力于“君子儒”的建构,有意把儒者群体带出“小人儒”的困境。《儒行》篇是孔子第一次自觉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赋予仁义价值规定。“待聘”“待问”“待举”“待取”意味着早期儒者群体已经做好心理和行动的积极准备,耐心等候进用。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重宣言,足见风骨气节。“不临深而为高”则要求儒者不与世沉浮而建构独立的精神人格。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儒行、贾行:基于中晚明绘画著述书写原境的行为考察

明代中晚期,绘画著述裹挟时代之中,其著述动因已不仅局限于著书立说,而已有了“儒”“贾”之分。“儒行”自可视著书为“不朽之盛事”,“贾行”却令其呈现出纷繁复杂之面貌。本文从士商共同参与绘画著述的两条途径出发,以跨学科的视角来窥视中晚明绘画书籍书写原境中的著述者,进而寻求绘画著述变动背后的原始动因。

《礼记·儒行》篇的历史诠释与时代意义

《儒行》应该是七十子及其后学的重要作品。宋明时期理学家认为该篇非孔子所说,但《儒行》继承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儒者性格和精神面貌的多样性。近代的章太炎、熊十力极为推崇《儒行》,进而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儒行》的德行体系一部分属于孔子时代的礼乐文化德行体系,也有一些后礼乐时代发展出来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范畴,一定要把它具象化为德行的体系。《儒行》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体地显现了德行行为的样态。德行论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够更具体地显现出那种可学习的行为典范;德性则更能在本质上来说明德行的持久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从《儒行》篇来看,德行与德性在中国是统一的。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读《儒行》札记

《儒行》同见于《礼记》和《孔子家语》,应出于孔门弟子所记,并经整理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不过,《孔子家语.儒行解》与《礼记.儒行》相较,则更为原始。《儒行》对于理解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是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论述,理应得到学者的重视。

孟子与“儒行”“儒治”的空想性成分

始于“五四”，以哲学为核心、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猛烈批判。激烈反传统并不符合“在传统中变迁”的客观规律，但也不是全无道理，至少它从一个侧面暴露并批判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成分。鲁迅的《写在（坟）后面》曾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儒者·儒行·儒学——安乐哲教授访谈

问(李文娟,以下省略):安先生,您好!在一篇题为《我的哲学之路》的文章中,您提到少年时期受到父兄的影响,从那时起就接触到中国哲学和文化,能谈谈年少时的经历吗?答(安乐哲教授,以下省略):我的父亲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我的母亲是一个英国人,我的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拿大空军,当时在欧洲打仗,所以他娶了一个英国的夫人。我的哥哥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刚刚退休了。他的名字很有意思,我是安乐哲,他的中文名字是安乐文,文学的“文”。所以,在我们的家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写诗。我们的家在加拿大温哥华,当时我得到了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可是我没有接受,我要到美国加州的Redlands(雷德兰斯大学)。因为Redlands会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来学校举行workshop(研习会)。能够在那里学习我喜欢的专业,我感到非常愉快。问: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孤身一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求学,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吧?答:当时我的家里比较贫穷。我的父亲有六个孩子,我们高中以后就必须要自力更生,他的钱还要养活其他的孩子。在西方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在中国体会不到。在中国,孩子上大学是家庭的事,而在西方就是个人的事。从一方面来讲,这样很好,因为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能干的年轻人;可是,在另一方面来讲,最大的遗憾是:你的成就不是他的成就。在中国家庭,如果一个孩子得奖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这是一个家庭的荣誉,可是我的父亲他没有这个感觉。

《儒行》考述

《儒行》是《礼记》中的一篇,在礼学研究历史上并不被太多学者重视。因此,它的重要性有待发掘。从历史的角度对《儒行》的年代和作者进行分析,以探讨《儒行》建构的历史背景,并提出《儒行》成书时间大约在前280到前221秦统一前,作者大概是战国末期一个立主综合的儒家学者。通过对《儒行》自身内容的具体分析,发掘《儒行》所蕴含的传统儒学中的另外一种精神气质,为现代社会的人格塑造增厚文化底蕴。

透射教师人生准则的一面镜子——《礼记·儒行》对教师发展的借鉴作用

《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礼记》中的《儒行》篇集中而详细地讲述了儒者的品德和行为,包含着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准则。在21世纪,加强师德建设,借鉴《儒行》篇中的积极因素,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与当代观念结合,使广大教师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高尚的人生准则,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意义。

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宋儒提出《礼记·儒行》非圣人之言以后,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儒行》受到普遍的质疑。其间虽有明末清初黄道周、李二曲等肯定《儒行》的价值,尤其是黄道周作《儒行集传》为《儒行》与“儒”正名,但质疑的声音仍占主流,随着王夫之、陆奎勋、姚际恒等人的诠释,使质疑愈演愈烈。晚清儒者对《儒行》经典的重新确立有一个内在过程,可追溯至李光坡、孔广森等对宋学的批评。晚清陈澧、文廷式、廖平等处理《儒行》与孔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至康有为直接将《儒行》视为孔子之教理,最终恢复《儒行》的经典权威性。此后《儒行》的诠释进入两个重要阶段:由于时代的迫切需要,章太炎、林纾等极力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有失《儒行》原旨;因而有唐文治、熊十力、刘咸炘等作出批评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

儒行——儒者完美形象的高度概括——浅析《礼记·儒行》

《礼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是一部先秦儒家的学术论文汇编,囊括了从孔子到荀子的儒家各派学说。文中多反映先秦古制,内容庞杂。而《儒行》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篇章。全篇通过记述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从自立、容貌、备预、近人、特立、刚毅等十五个方面阐述了儒者所应具备的品行,描绘了一个立体而完美的儒者形象。

《孔子家语·儒行解》探微

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家语》长期被疑而不用,随着新出土文献的挖掘,《孔子家语》蕴含的资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子家语·儒行解》详细的论述在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儒。试结合时代背景考证《儒行解》的成篇年代,探讨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抉发君子儒的精神特质,对理解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学无不裨益。

浅谈《儒行》与孔子

《儒行》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一篇,通过记录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多方面地描述了春秋后期儒者的形象。然而自宋以来,学者们对《儒行》一篇争讼不绝,主要涉及作者、成书年代、价值评判等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此篇的对话是否真实,质疑的根据即《儒行》中表现出的刚猛矜张与孔子的温柔敦厚形象不符。因此,辨别《儒行》所记儒者形象是否为孔子所述,关键在于分析孔子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勇"。

奉儒行道与崇道信佛——卢照邻思想述评

文章对卢照邻一生的思想发展脉络作了清晰而缜密地阐述。卢照邻幼年时的阅礼闻诗，有志仕途，属门阀观念、家族意识的影响。从十三岁起，游学从师，研习经史是为出仕从政的准奋。卢照邻到长安后，干谒公卿，交接名流，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其人格理想与价值判断发生转变，由“代贵人才”转入对政治建树的追求。向往以儒家思想安邦治国，维系世道人心。但长期沉居下僚又使他感到厌倦绝望，于是从奉儒学道的政治热情转向著述事业。而政治失意的袭扰则又使他转向老庄哲学，退隐山林，纵情诗酒，是他人生价值的第二种选择。进而又尊崇道教，学道、炼丹、服饵，以求长生不死。长生未得而病情恶化，身心痛苦，又使他转向佛教。尽管晚年学道服饵同时茑信佛法，却仍然不能淡忘人事，奉儒行道仍是他的基本价值取向。

关于佛教中国化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以唐代僧人“佛教儒行”实践为例

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不同于其发源地的种种新的文化形态。相伴而来的则是一直以来对中国佛教合法性问题的质疑。其实佛教中国化符合佛教本身的教理,即“胜义谛”须建立于“世俗谛”之上的“二谛”建立。以唐代为例,中国僧人以儒家的伦理实践去表达佛教,形成了“君子”与“佛子”的统一、“爱国”与“爱教”的统一,“行孝”与“崇空”的统一等“佛教儒行”的中国佛教特点,符合佛教本身的“二谛”建立原则,解答了关于中国佛教的合法性的质疑。

熊十力《儒行》诠释中的经世意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用相当篇幅诠释了《儒行》这篇儒家经典,并认为其思想贯穿群经,以此为起点读经,可改变当世士人的弊病,为救世治世打下基础。但现有的研究中对其《儒行》注疏中所体现的经世思想关注较少。熊氏通过自己的诠释,认为儒者非为柔弱之徒而应是勇猛精进之士,且常怀治世之心和报国之志,进德修业以造就儒者自立、刚毅的自信性格,使儒者在出仕为官之时能做到忘怀荣利、举贤援能、居安思危而有利天下,未仕居家之时亦可明职清分,助教乡里,辅助治化。突显儒者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