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交叉案件的司法困境及解决之道——刑事违法相对从属说之提倡

风险社会下,刑事立法不断入侵行政法领域使得行刑法域的界限日渐模糊。行刑交叉案件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时而激进时而保守”的不合理现象,直接原因在于没有厘清行刑法域的违法性判断关系。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话语体系下,承认“一般违法性”在刑事违法性判断中的前提性地位不仅在立法层面有法律依据而且在司法层面有真实案例支撑。刑事相对从属说能够尊重整体法秩序本身固有的阶层构造,兼顾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意识,是解决行刑交叉问题的最优解。以“独立判断行刑法域所保护的利益”为起点,以“法益在质上是否一致”来决定刑事违法的从属程度为归宿这一二重递进判断规则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实然路径。

论行刑交叉案件的处理

我国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中适用“以刑止行、先刑后行”的程序。参照英、美、法、德、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反思我国“以刑止行、先刑后行”的处理程序的确立原因和弊端,应根据行刑案件的关联性及前提关系,赋予当事人范围不同的有限程序选择权,设计处理行刑交叉案件相关程序。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行刑交叉案件的实体法问题

行刑交叉案件产生的问题不少,但既往研究和制度设计都主要集中于程序衔接。《行政处罚法》修改时对此问题的规定也着眼于此。但造成行刑交叉案件产生的背后原因却包含了法域冲突与刑法功能的扩张,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二元惩戒体制的接续与区分困难,因违法、犯罪二元体制所产生的公权配置上的交叉与重叠等,因此对此问题的观察和应对并不应仅从程序出发,而需同时溯及背后的实体法问题。这些实体法问题又可大致被总结为如何认识和调配风险行政法与风险刑法、如何理解刑法的行政规定性以及如何看待行政行为对刑事审判的跨程序效力等。挖掘实体法问题和成因有助于从源头厘清行刑交叉问题产生的实质,也能更有效解释程序衔接不畅的阻点。

行刑交叉案件中鉴定意见证据转换的困境与革新

在行刑交叉案件中,鉴定意见常常左右裁判结果,但是,法律对于鉴定意见如何转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统一该类证据的采纳规则,严格落实刑事案件证据裁判标准,有必要对行刑交叉案件中鉴定意见的转换作出明确的规定,通过分析行刑交叉案件中鉴定意见转换的困境,厘清该类证据转换的方式和规则。

涉税行刑交叉案件三级拆解思路

税法适用本身的专业性及行刑交叉案件固有的复杂性,导致涉税行刑交叉案件的实务处理难度较大。为探寻该类案件的一般处理思路,从方法论层面探寻体系化解决办法,构建涉税行刑交叉案件的一般处理路径,本文提出一般行刑交叉案件的“三级拆解法”:一级拆解应重点围绕如何确定行政执法端展开,可分为执法交叉和司法交叉;对于执法交叉,在二级拆解层面应分解为事实交叉、程序交叉和责任交叉;在三级拆解层面,首先需要对二级拆解层面所确立的交叉事实进行解构,其次需要对交叉程序进行分离、固定,最后确定相应的责任归属。

宣扬恐怖主义罪“行刑界分”难题之解决

宣扬恐怖主义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行刑衔接不畅的问题,该问题的出现不仅反映出我国立法与司法部门仍然具有浓重的“刑法工具主义”思维,而且也反映出我国刑法学界尚未能为抽象危险犯的合理出罪提供一套令人满意的理论。就本罪可能的出罪路径而言,对抽象危险的实质化认定基本不能解决本罪行刑界分混乱的问题。强调对恐怖主义物品的独立司法认定也难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将恐怖主义目的解释为本罪成立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才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高效的方法。这种解释路径在理论上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值得我国司法机关广泛采纳。

类型事实区分视角下行刑交叉案件刑事违法性的判断

刑事违法性独立判断的核心要求,是以实质的法益概念指导犯罪构成要件、违法阻却事由的解释。传统行政犯的理论进路与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国情存在“水土不服”,无法解决我国行刑交叉类型事实中存在的刑事违法性判断问题,应当在重新划定行刑交叉事实类型的基础上探讨。立足我国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以及“刑事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等特征,应当区分二元处罚、违反行政前置法和瑕疵行政行为三种不同的行刑交叉类型事实,以个罪保护法益为指导,在构成要件范畴进行实质性解释,为准确认定刑事违法性,提出差异化判断路径。

环境犯罪行刑衔接路径

因污染环境犯罪的前置法定性,其违反我国规定的条文使污染环境行为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具有高度的相似,但两者在侵害法益上存在本质区别.因此,需要对污染环境行为中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边界进行明确,健全环保行政性执法与环保刑事性司法两者衔接机制,并且在罚金刑方面借鉴环境管理职能部门的观点,决定增加罚金数额的幅度,发挥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行为治理的职能与作用.

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实践考察、内在逻辑与类型化适用

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主要涉及行刑交叉、罪数认定、量刑评价三个领域。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逻辑起点是公平正义,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具体表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其运作机理主要以不法与责任为基底,不法与责任对最终的法律制裁具有基础性功能。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不同领域的适用重点会略有差别。行刑交叉领域,应关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是否具有包含关系,对此可从侵害法益是否同类、规范命令间是否具有“不得不”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罪数认定领域,应当以责任刑层面的不法—有责作为重复评价的判断标准。量刑评价领域,当同一事实涉及责任刑层面刑罚量的确定时,仍应以不法—有责作为重复评价的判断标准;当同一事实涉及预防刑层面刑罚量的确定时,应从犯罪预防具体制度的事实类型入手,判断是否存在重复评价。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实践展开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在处理刑民交叉、行刑交叉案件时关注前置法,不能将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刑法上的判断虽然需要顾及前置法的取向,但不代表刑法从属于前置法,更不意味着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仅存在量的区别。在入罪时,前置法和刑法的关系类似于"烟"与"火",违反前置法能够提示司法人员行为人有构成犯罪的嫌疑,但证立刑事违法性还需要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且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形式上按照前置法的规定认定为违法,但基于刑法上的规范目的考虑得出无罪结论的情形在实务中大量存在,只有坚持实质化、规范化的思考路径,才能准确地在违反前置法的基础上推导出刑事违法性,进而抑制司法实践中随时都可能滋长的处罚冲动。

销售假药罪违法性判断研究——基于陆勇代购印度抗癌药一案

饱受关注的陆勇代购"假药"一案最终以检察机关的撤诉落下帷幕。从这起案件的始末中,体现出诸多行政法与刑法在违法性判断中存在的冲突,重申了对刑事法律进行实质解释的价值,揭示了我国刑事司法理念正向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的重大转变。国外及国际组织关于假药的界定往往采取实质解释,在行刑交叉案件中,要坚持刑法构成要件要素认定的独立性,并通过实质性解释判断药品真假,并进而判断陆勇一案的出罪事由。

过失犯注意义务违反的交叉研究——兼论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作为过失犯不法构造的核心要素,刑法上的注意义务既可能以行政法规范为形式来源,也可能援用民法上的注意义务。但是,无论是行政法规范的义务还是民法上的注意义务都不可能直接成为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刑法上注意义务的功能在于将行为人遵守规范的能力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据此,应对来自行政法规范的义务进行目的关联性审查,以确保该义务旨在防御法益危险并涵盖特定的损害类型;而且,基于行政法规范在维持行为人能力方面可能存在过剩或不足,还需要对其进行危险同质性审查。刑法以自我答责而非家长主义作为风险分配的主要原则,以确证规范效力而非损害救济来实现法益保护,致力于拓展公民的行动自由而非侧重责任分担的效率。因此,在注意义务的类型划分上,应仅对拥有显著优势认知的行为人追究其违反指示义务的过失犯责任;在注意义务的判准设立上,应以行为人本人能力而非一般人能力为标尺判断其是否违反了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在注意义务的边界划定上,应采纳信赖原则以合理限缩刑法上注意义务的成立范围。各法域间在违法性判断上并不统一,仅在对同一行为做出一般合法性指引的层面上,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才有适用余地。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需要考察行政法和民法上是否允许该行为的实施。反之,如果在刑法上无法排除违法性,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行政法和民法上合法的判断结论是否正确。

互联网金融平台刑法规制的挑战与路径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现行刑法在规制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过程中面临着罪名认定困难、界限判断误差、惯性思维影响等难题。为实现刑事立法限缩与司法谨慎,既要把握刑法规制的限度与谦抑,又要保护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创新性。为了合理运用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平台,可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对刑法的相关罪名予以变通施行,强化调整市场和刑法保护互联网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使我国刑法和行政法规更好地适应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变化。

论故意法定犯中的容许风险——兼论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不法与结果归责

容许风险理论不仅适用于过失犯的不法,它与故意法定犯的不法构造也具备兼容性。容许风险在故意法定犯中的功能在于排除构成要件行为不法。这一功能定位使其具备双重功效:其一,触发故意法定犯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实质化故意法定犯的结果归责;其二,有效区分故意法定犯中的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应当在非法行医罪中运用容许风险理论,一方面将部分异地行医等案件中单纯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排除出刑事不法的范围;另一方面防止仅以条件关系认定死亡结果与非法行医行为之间的归责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