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增设行刑时效制度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行刑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我国未来行刑时效制度的设想,以期对于未来我国的行刑时效制度有所完善。

对行刑时效制度法典化的思考

我国尚未将行刑时效制度纳入刑法中。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缺位导致的"漏刑"、"补刑"案件已非鲜见,其理论上的不合理性也不断被揭露出来。在此种情形下,急需实现行刑时效制度的法典化。

论法治视域下行刑时效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法仅规定追诉时效而忽略了行刑时效。建构行刑时效制度,能够与国外立法模式接轨,加快依法治国的刑法文化的制度创新,适应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符合实现刑罚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在刑法总则中通过对行刑时效一般、特殊情况、期限及起算等内容予以规定,对于推动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实现刑罚的目的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行刑时效制度的立法建言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而未规定行刑时效制度。行刑时效制度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与合目的性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行为人已经改善 ;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 ;社会秩序复归平稳 ;社会正义。行刑时效的各项制度内容均应以行刑时效的根据为根据。在对行刑时效根据和制度内容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

明确国家机关的责任——论设立行刑时效制度的根本兼与黄伯青商榷

读了<社会观察>2004年第4期刊登的黄伯青撰写的<从"执行迟到"谈我国行刑时效制度>一文(以下简称<黄文>),对其所提出的"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行刑时效制度,不仅有其理论意义,更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的主张,颇为赞同,然而,笔者认为黄文中反驳"不主张在我国设立行刑时效制度"观点的理由,及其所主张的设立我国行刑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并未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及客观性,甚至有误导大众之虞.

行刑时效的根据研究

行刑权是一种刑罚权,因此行刑权具有与刑罚权相同的正当化根据,即正义与合目的性。在此基础上,行刑时效的正当化根据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行为人已经改善、一般预防的目的已不可能达到、社会秩序复归平稳和社会正义。

论建立行刑时效制度的正当性及具体构想

行刑时效因符合刑罚的报应与预防的目的和自由、秩序、正义的终极价值而具有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并且蕴含立法和司法层面的价值。因此,在考察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增设行刑时效制度,顺应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

从“执行迟到”谈我国行刑时效的设立

"执行迟到"案件引发争议1985年,安徽省阜阳市颖东区农民林月喜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随后,检察机关针对这一判决提出抗诉.1989年9月,原阜阳地区中级法院改判林有期徒刑3年.判决生效后,罪犯林月喜却一直潜逃在外,直到2000年12月20日才被收监执行,前后相隔11年之久.

完善我国刑事时效制度初探

我国刑事时效制度有待完善,应严格区分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追诉时效,合理限制超期追诉制度,补充规 定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增设行刑时效制度。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时效制度

时效制度作为刑法中一项重要法规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其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简要介绍了时效制度并就死刑追诉时效，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建立行刑时效制度，超过时效期的重犯者是否应考虑其犯罪经历进行了论述。

论我国罚金刑执行制度的完善

罚金刑作为一种刑罚,同样具有威慑、教育、惩罚等功能,罚金刑的适用应当尽可能发挥罚金刑的这些功能。为此:应当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罚金刑缓刑制度和罚金刑行刑时效制度。

应改限制加重原则为限制相加原则

数罪并罚,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了数罪并罚的原则,采取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兼取吸收、相加两原则的折衷原则。该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同时在第二款规定:“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据此我们知道,数罪中有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性质决定了只能执行一个死刑或无期徒刑,无需执行其他主刑,这是吸收原则;

刑罚的负价值

对刑罚的选择,是人类社会理性而又无奈之举。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理论也相继出现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并合主义。20世纪70年代,由于对现实的刑罚哲学和实践的不满,还出现了报应观念的重新复活。激烈而富于理性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理论繁荣的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刑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刑罚使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普通民众更加冷酷无情;刑罚是用诚实人的钱为犯罪买单;刑罚干涉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及正常性;刑罚造成情感的创伤。

论《惩治通奸的优流斯法》秉承的追诉时效制度及其近现代流变

追诉时效制度起源于雅典,与大赦制度具有亲缘关系,具有宗教色彩。以捐弃前嫌,团结社会为目的。它被奥古斯都在其反通奸立法中发展为一个具有技术性的制度.尔后被推广到其他法律领域。在近代.追诉时效制度被世俗化,主要以自然惩罚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时效期间被安排得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近代人还新创了行刑时效制度,并围绕着追诉时效的客体进行了不断深入的讨论。我国古代法无追诉时效制度,在鸦片战争后引入。目前两岸四地的刑法都包含该制度。但我国刑法无行刑时效制度,并且对科处管制、拘役、罚金和没收财产的犯罪和治安违法行为未规定追诉时效,是为缺憾。

论刑法时效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时效的立法完善,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完善已有的追诉时效的规定;二是增设关于行刑时效的规定。下面分别加以论述。一、追诉时效的完善我国刑法追诉时效需要完善之处,有以下两点: (一)

谈追诉时效的适用

刑法的时效,有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两种。所谓追诉时效,是指法律规定的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法定追诉期限的,其追诉权即告消灭,不得再行追诉。所谓行刑时效,是指法律规定对被判刑人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处刑判决确定后,超过法定执行期限的,其行刑权即告消灭,不得再执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追诉时效,没有规定行刑时效。

刑法为什么要规定时效?

刑法上的时效,是指经过一定的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得追诉或者对判处的刑罚不得执行的一项法律制度。经过一定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得追诉的,称为追诉时效,经过一定期限对判处的刑罚不得执行的,称为行刑时效。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公元前四百五十年的十二铜表法,就有关于民事权利取得方面的时效的规定,尔后渐趋完备,分为权利取得时效和权利消灭时效。而刑法上的时效,则据说肇始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奸非罪条例》,以后欧洲大陆各国相继采取。近世各国刑法,几乎都有关于时效的规定。我国刑法在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对时效制度也作了明确规定,但仅包含追诉时效,而未规定行刑时效。我国刑法为什么要规定时效?

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一、提高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现行刑法中将8种刑罚方法划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罚金刑被置于附加刑的地位。笔者主张将罚金刑规定为主刑。其主要理由是:第一,随着罚金刑适用范围的逐渐扩大,罚金刑在惩罚与教育犯罪人方面的作用也不断增大。

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普通累犯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法域的国家,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和刑法制度,但是无论是内地刑法还是港澳台刑法,其共同的目的仍是遏制犯罪,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安全,使普通人远离犯罪,使犯罪人重返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而这一目的能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