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重构

滥伐林木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存在前置与后置制定规范不健全、规范执行存间隙以及规范适用不协调等现实问题。健全的法律规范是实现滥伐林木犯罪治理中行刑有效衔接的前提条件,滥伐林木犯罪的治理不能囿于传统刑事治理体系,只有跳出既有的刑事治理框架,重视刑事法规范与《森林法》等前置法的有效衔接,才能使滥伐林木犯罪问题得到科学有效的应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于滥伐林木犯罪规范体系的完善,应当“顺势而为”,树立融合治理思维。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体系,应当遵循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转变、从规范的隔阂走向规范的融合、从重刑轻行到行刑衔接转变的基本逻辑。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应当坚持从重置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制定场域的行刑衔接、规范执行场域的行刑衔接以及规范适用场域的行刑衔接等方面予以展开。

论企业数据安全合规中的行刑衔接

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包括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两者都存在行刑衔接问题。在企业数据安全行政合规中,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实现行刑衔接,突出数据行政主管机关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防止以罚代刑,并解除行政人员在合规处理中涉嫌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后顾之忧。对于企业数据安全的刑事合规,要在系统的企业刑事合规法律体系中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发挥数据主管行政机关在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建设失败后的行刑衔接。

反间谍法制的行刑衔接问题探讨

由于立法侧重点的不同,《反间谍法》与《刑法》对间谍行为的规制并不完全相同,对间谍行为的有效惩治离不开顺畅的行刑衔接机制。当下,间谍行为法律规制的行刑衔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在实体上,根据《反间谍法》的规定,有的间谍行为被认定为“犯罪”,而在《刑法》却无相应罪名可适用,二是在程序上,行刑两方惩治主体的协调程度不高、“当移而不移”的情形未有效解决。因此,反间谍法制行刑衔接障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排除,一是明确间谍行为违法与犯罪的实体界限,二是适当调整《刑法》中有关间谍行为的罪名设置,三是明确规定反间谍行刑衔接权力主体和案件移送机制。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

袭警违法犯罪行为行刑衔接探析

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任务。由于执法环境日趋复杂,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实践中,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存在行为认定不清、行刑衔接不畅等困境。为厘清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正确处理袭警案件,保障法律尊严和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应制定规范性文件、完善行刑衔接程序、开展部门间合作、实施双向执法监督,以彰显警察职业荣誉感,减少警民冲突,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稳定。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行刑衔接机制探析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的上升趋势,对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行刑衔接机制予以优化显得极为迫切,具体应从正向衔接、反向衔接、双向衔接三个方面入手。行刑正向衔接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兼顾相关例外情形;行刑反向衔接应坚持行政处罚必要性原则,同时探索以检察意见书的方式推进环境治理;行刑双向衔接应注重细化证据的转化适用,提前固定不易保存的证据。

《长江保护法》实施下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创设性提出多领域、跨区域、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管理机制,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最终司法保障,贯彻落实“最严”生态法治观。因此,行刑衔接是长江最严保护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实体法层面,《长江保护法》与《刑法》设置罪名之间存在部分脱节、案件性质判断标准模糊空白。程序法层面,公安机关职能交叉混用、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足。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配套立法、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设立跨行政区域检察制度等解决对策,从而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实现对长江流域的最严保护。

行刑衔接机制中管辖权优先之提倡

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运行机制,主要有刑事优先、行政优先和协调合作三种模式。但是,刑事优先模式片面理解了有关规范的精神要义,在实践层面背离了行刑衔接机制的规范目的,有碍于行政犯的规制效果。行政优先模式虽然充分考虑到行政执法的特殊性,但却忽略涉嫌犯罪案件管辖的法定性和刑事追诉的特殊性,因而也是片面的。协调合作模式可以避免前两种模式的缺陷,但在机制上设计不够周全。管辖权优先模式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管辖权为核心来确定案件的处理规则;区分案件移送与线索通报的不同处理情形;以刑事立案作为确定管辖权的重要依据,进而确定行政执法机关是否可以继续行使权力。

微罪行刑衔接的优化:以妨害安全驾驶罪的适用为具体视角

经案例分析发现,实践中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行刑认定边界模糊,出现以罚代刑、以刑代罚的现象。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典型的微罪,体现着微罪的行刑双重违法性与规范同构化的共通特质,由于作为微罪的危险犯性质不明,成为微罪行刑衔接不畅的关键诱因。微罪多为行政犯,从危险程度、法益保护等角度考量,危险犯性质认定应以具体危险犯为主。将本罪认定为具体危险犯,进而能够借由危险的分层实现行刑适用范围的合理界分。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在综合考虑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与驾驶环境的危险性以及现实危害后果的基础上,对于未发生现实危害后果的仅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对于具有现实危害后果表征的具体危险的行为,根据行为与环境的危险程度分层,分别适用妨害安全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环境资源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困境破解与风险防范

环境资源案件数字化、智能化审理是推动生态文明智慧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块链技术基于哈希算法、去中心化特性、智能合约程序等智能优势,有针对性地破解行刑衔接机制运行中前端、中端、后端所面临的难题及困境,为环境资源案件中行刑衔接机制顺畅运行提供数据信任、信息共享,进而提升司法治理效能。在环境资源案件审理中运用“区块链+行刑衔接”模式,需要协调区块链相关法律规范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防范其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治理风险以及内源性风险。对此,可考虑引入“监管沙盘”以保障区块链技术的规范化应用,通过行业管理、法律规制、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在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技术曙光”的同时夯实技术安全。

行刑衔接背景下猥亵儿童违法与犯罪之界分

行刑衔接背景之下,猥亵儿童罪虽作为自然犯,但同样可能涉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却存在一片真空地带,一方面,容易减损司法机关履职效率、增加滥用职权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利于塑造与保障社会公众基本道德。猥亵行为类型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儿童权益衡量标准的缺失是造成行刑衔接界限模糊的主要原因。“量”区别理论为两类行为界限设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更契合中国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二元制裁体系。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手段、时空环境是表明刑事违法性的重要因素,是确定“量”值,厘清猥亵儿童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的四重维度。裁判者应将行为手段作为核心判断要素,在区分侵入深度、猥亵强度、时间次数的基础之上,同时借助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要素,辅之以时空环境要素综合界定。

数据安全视野下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数据安全领域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种治理方式。两法衔接直接影响企业数据安全的治理成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推进,加剧了数据领域行刑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界分规则不清、监管措施与移送动力缺失以及合规整改中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职责不明。为助力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高效运行,加大企业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在明确数据安全行刑衔接基础法律问题的前提下,确立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落实对涉案企业的行政从宽处罚,进一步健全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回应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现实需求。

贸易合规行刑衔接困境及实践路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动了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改革,由此产生合规行刑衔接的问题。目前我国贸易合规行刑衔接系“检察机关主导”模式,存在部门沟通不畅、企业合规整改缺乏动力、合规互认缺位以及行业合规难以推进等困境。企业合规从“检察机关主导”转向“行检协作”具有合理性、激活行政合规激励机制具有必要性、推动进出口企业形成行业合规具有可能性。基于“行检协作”模式的优越性,拟提出构建行检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刑事合规为主、行政合规为辅的激励机制以及推动形成行业合规等实现路径,构建“行检协作”的贸易合规行刑衔接新模式,以破解贸易合规行刑衔接的困境。

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行刑衔接--以“阳雪初内幕交易案”为例

证明标准是影响实体裁量结果的重要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同是同一案件的裁判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行政证明标准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现阶段立法缺乏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程序对同一事实能否作出不同评价存在疑问,“阳雪初案”即为一例。行政与刑事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理应独立适用各自的证明标准。并且,对于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明确证券行政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对严格依法执法,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环境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路径

在我国环境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传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面临着新挑战,也应确定相应的改革方向。通过分析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需求,现行法律体系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不足,具体包括环境法典化过程中实体衔接的滞后性、违法认定的不对接,以及保护优先理念下后果惩戒模式的落后。针对这些问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对应性结构立法,通过立法统一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系统化水平;二是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以恢复受损环境为优先;三是推动行政执法集中化与刑事司法的对接,通过明确案件移送标准和优化跨部门协作机制来提升执法效率;四是推进信息证据数字化共享,建立健全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增强司法和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 corresponding reform directions. By analyzing the demand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everal inadequacies of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i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identified. These include the lag in substantive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s, inconsistenci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violations, and the outdated consequence-based punitive model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protec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1) Enact corresponding structural legislation to enhance the systematic level of the legal framework through legislative uniformity;2)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rioritizing the restoration of damaged environments;3)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with criminal justice by clarifying case transfer standards and optimizing cross-departmen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to improve enforcement efficiency;And 4) advance the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sharing, establishing a robust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的行刑衔接

“打财断血”是推进黑恶势力犯罪常态化治理的重要任务,而在处置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时却面临行刑衔接不畅导致涉案财产认定难、司法机关实践处置难、相关人员权利保障难等问题。结合域外治理经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立法指引,正确运用行刑衔接处置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是有必要的。需设置衔接机构提高认定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专业性、衔接运用罚款与罚金以指导司法实践、明确衔接程序保障相关人员权利。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行刑衔接的困境与纾解

行刑衔接机制作为综合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缺位、行刑数据壁垒的存在、行政执法及司法人员能力欠缺、反向衔接监督机制未有效落实等原因,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在运行上仍存在行政执法机关线索发现难、职责划分不明、证据转化、处罚适用、行刑管辖不同步等困境。对此,可从电信网络诈骗行刑衔接相关规定的完善、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相关人员能力水平的提升、反向衔接监督机制的落实等方面寻求解决路径,促进行刑衔接机制顺畅运行,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综合治理。

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机制构建

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是企业合规制度中重要的参与部门,二者在企业合规治理的全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有效的行刑衔接机制是识别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从根本上实现预防犯罪与预防行政违法,协同发挥行政权和司法权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探究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提出明确行刑责任边界、建立差异化审查评估标准、积极促进合规结果互认的建议,以构建更为有效的行刑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