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医疗服务协同治理的行动偏差与秩序调适

协同治理作为实现分级医疗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工具,对于增进基本医疗服务公平性、可及性,满足民众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具有重大意义。在分级医疗服务协同治理的场景中,行动主体、规则机制、组织网络、技术工具等内容逐渐演化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主线,体现了分级医疗服务运行与发展的动态过程。然而,分级医疗服务协同治理还存在一系列误区,如:主体参与的结构失衡、运行机制的无序演化、组织网络的路径依赖、数据技术的应用瓶颈等,严重阻碍了新医改目标的实现。在健康治理新范式下,应从平衡医疗单位的内部结构、形成医疗体系的联动格局、消解医疗组织的路径依赖、突破医疗技术的条件限制等方面着手,增进分级医疗服务协同绩效,以构建医疗服务治理的和谐稳定秩序。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

“双高”政策意蕴、院校行动偏差与矫正路径研究——基于政策生态网络视角

作为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政策,“双高计划”具有怎样的政策意蕴、相关院校的行动策略有何不同、是否偏离了“双高计划”的政策意蕴,以及如何矫正行动偏差?为了解析上述问题,推进政策实施,本文通过构建政策生态网络分析框架,对1998-2019年我国《教育部工作要点》等108份政策文本和首批56所“双高”院校2019年年度《质量报告》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从分层逻辑到分类定位、从粗放扩张到内涵发展、从相互隔离到互联互通、从被动适应到产教融合、从技术型到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双高计划”呈现出独特的政策生态意蕴;“双高”院校的行为策略与政策契合,但目标设定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不同档次“双高”院校在目标设定和行为策略上的总体趋势一致,同一档次院校内部差异较大;同时,“双高”院校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文章为此提出彰显类型特色、明晰主体角色、提升培养质量、加强资源建设、构建支持体系等对策建议。

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研究新进展

行动者—观察者偏差是一种自我—他人的归因偏差现象,它一直得到了学者们较多的记录和研究。纵观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的研究脉络,Malle提出了一个研究新概念——意向性概念,尝试从全新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并对行动者—观察者偏差这一老问题进行了充实和修订。另外也还有研究者将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研究的外延进行了拓展。

手段偏差与目标替代:制度逻辑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困境

绩效评估是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成效考核中新兴的政策工具,旨在推动服务的优化及深化。目前,绩效评估政策的落实成效与理想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政策实践并不一定回应治理需求,导致绩效评估出现困境。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组织场域中,存在不同组织的多重逻辑交叉作用,由于不同制度逻辑而产生的组织行动偏差导致了最终绩效评估中政策目标替代的生成。针对当前的绩效评估困境,应从统一标准兼具适度灵活、多元参与讲究审查有效、实现奖惩保证结项立项联动三方面进行优化。

“乡村数字茧房”风险与机理研究——基于“结构-过程”分析框架

以数字化助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是数字乡村的价值期待,但倾向性需求主导下围裹乡村场域、束缚主体行动、遮蔽项目受众的“乡村数字茧房”可能阻碍该治理目标实现。在数字洪流、科层体制以及多元治理主体非理性行动过程的影响下,“乡村数字茧房”将更加迅速地出现和巩固,并呈现浮面过密、内里钳制、区隔深化的风险表征。通过实地调查,基于“结构-过程”框架分析发现,政绩目标下的“强推行者”、数字增速下的“大合作方”、行政压力下的“弱行动者”、被动卷入下的“小接收方”四维向度,构成“乡村数字茧房”成茧链路。反思数字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挑战,并提出可参考的防范路径,对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权力-利益”视阈下的乡村产业治理逻辑——基于L村罗汉果产业开发的个案考察

随着“项目进村”和“资本下乡”的不断推进,剖析基层政府、工商企业和乡村居民在乡村产业治理中的行动过程和行动逻辑,对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乡村产业开发的主体特质、制度安排和资源特征,根据“权力-利益”分析框架,基层政府、工商企业以及乡村居民的权力与利益分别可以概括为项目调控权与政绩考核达标、承办经营权与产业规模收益、乡土话语权与个体家庭收入。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考察L村罗汉果产业项目规划、落地经营和红利分配三个阶段性场景,发现基层政府、工商企业和乡村居民三者间的资源互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但由于彼此间“权力-利益”的异质相关及互动失衡,策略性与自利性构成了三者参与治理的行动逻辑,并进一步引发了产业内卷化和治理无序等风险。因而,应引入权威、强力的外部力量,对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行整体性调适,规范权力行使,协调利益冲突,保障乡村产业治理的有序有效。

志愿“留痕化”与基层志愿服务困局分析

志愿服务是集结社会力量、将国家关怀下沉至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衡量尺度。但在具体实践中,在技术理性、志愿动机偏差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志愿留痕化困局,对基层志愿服务资源发挥实际效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发现,功利化志愿计量方式、强制性任务下派以及数字化指标评估体系是形成形式主义困局的重要原因。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志愿活动主体身份、角色出现偏差,进而出现志愿工作留痕形式主义困局。在实践中,从全过程展示志愿全貌、综合事前评估精细化志愿资源配置等措施是破除志愿程式化困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