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

"东向行动政策"彰显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政策的重新规划,是印度寻求适应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东向行动政策"固然是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出台,但根本上则是印度期望以更快的步伐实现其地区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东向行动政策"由"东向政策"强化而来,但其地缘政治内涵并未改变,南海依旧是印度实施该政策的首要地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在经济、政治与战略层面表于言、施于行。

美国肯定性行动政策探源及其发展

肯定性行动从理念来看,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积极补偿行动,以实现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人人平等为宗旨,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性别歧视,它的发端在美国可以追溯至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理念指导具体的实践则可以溯源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作为一项具体政策,起始于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真正成形于林登·约翰逊政府,它开始从反对种族歧视、强调人人平等转向对少数族群、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以及公共合同承包给予一定的优待和倾斜。肯定性行动从联邦政府作为一项政策实行伊始,围绕其争议就未曾停息。而且政策的争议充满悖论,悖论后面折射的是肯定性行动在美国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特点及其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印度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以来,始终强调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及其他合作,致力扩大自身的经济与战略利益。"东向政策"是印度在1991年提出的。第一阶段是以东盟为中心,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第二阶段的特征则在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该地区各国与印度间建立制度化的经济联系。当前,印度总理莫迪把印度的东向政策提升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在体系层面,加强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互动,与周边国家开展互联互通建设,重视公共外交,运用软实力扩大影响力;结合印度海洋战略,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追求大国地位。东南亚作为当前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中心区域,在大国梦的推动下,印度将在东南亚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对东南亚地区秩序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产生影响。

东向行动政策、次区域互联互通项目与印度东北部地区

本文译自印度东北山地大学H.斯瑞坎斯(H.Srikanth)教授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Political Weekly)上的文章"东向行动政策,次区域互联互通项目与印度东北部地区"(Look East Policy,Subregional Connectivity Projects and North East India)。H.斯瑞坎斯为印度东北山地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土著研究、民族冲突、和平研究、印度东北部的政治经济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从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视角看,无论是东向(行动)政策,还是次区域的互联互通项目,都要与印度东北部的发展实际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地。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简析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的推进及影响因素

2014年印度政府宣布,将实施20多年的“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该政策是在“东向政策”实施20多年取得成效基础上推行的,是印度大国战略的具体体现,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密切相关。“东向行动政策”旨在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安排,深化印度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扩大印度地缘战略空间。该政策的实施推进,既有诸如印度文化软实力、印度侨民的推动等有利条件,也面临南亚安全形势、印度东北邦的互联互通、印度政府执行力不足的制约。分析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形成的动因、成效以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妥善应对该政策实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印度的“远东行动政策”:驱动因素与现实制约

随着印度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与俄罗斯传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的追求,印度近年来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莫迪提出了面向该地区合作的“远东行动政策”。其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于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农业合作、能源与矿物开采合作、拓展地缘政治空间和为积极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便利等内容。不过,面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特殊环境以及印度的自身问题,印度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还存在着投资能力不足、战略重视程度不够和竞争力较弱的局限和挑战。

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

"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莫迪政府寻求适从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变迁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标志着印度亚太战略将出现冷战后的第二次调整。"东向行动政策"的出台由印度在地区的经济、政治与战略考量决定,其落实与推进势必会给地区带来显著的经济、政治与战略影响。鉴于中印在地区对彼此角色认知的"不对称",莫迪政府的"东向行动政策"对中国周边环境及两国的关系或将产生显著的挑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中国在客观审视印度对华政策与把握两国关系主流的同时,还应从中印关系具有全球战略影响的高度出发,寻求和印度在对话与合作中消解双边关系中的挑战,进而在地区、全球事务中凸显两国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价值。

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发展与中国的应对

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将东南亚作为推进"东向政策"的重点区域,取得了成效。在"东向政策"进入第三个10年时,印度总理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凸显了印度外交向东拓展的决心。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将印度打造成第二个日本。美国鼓励印度在亚太地区积极作为,欲借印度之力整合东南亚地区,共同抗衡中国的崛起;印度则以美国为桥梁,将"东向行动政策"的战略目标延伸至东南亚以外更广阔的亚太地区,进一步推进印度的大国梦想。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参与亚太事务,其"东向行动政策"必然与中美利益交织。如何在复杂的亚太局势中有效应对美印之间的战略调整是中国未来应对亚太局势必须思考的问题。

莫迪政府的亚太政策:从“东向”到“东向行动”

在莫迪政府的外交三部曲中,亚太地区是其东向政策的目标所在。莫迪政府不仅希望从亚太国家中获得资本、技术,还希望参与到亚太地区合作机制的建构中来。亚太地区变局为印度的亚太政策调整提供了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机会,莫迪政府抓住机会把"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积极推动"东向行动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对中国的亚太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及其启示

在简要介绍气候变化对欧洲的影响、欧盟的气候变化适应举措的基础上,分析了欧盟水资源管理、海洋与渔业、沿海地区、农业、林业、生物多样性、金融与保险、减灾防灾、人类健康等9个重点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总结了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的特征:以"自上而下"的政府层面举措与"自下而上"的脆弱经济部门应对策略相结合,采取分阶段的推进方式,并重视相关平台工具的开发应用;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和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现状,提出了我国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的建议:及时制定气候变化适应国家战略;加强气候变化适应的科技基础设施与条件平台建设;加快完善气候变化适应的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气候变化适应的能力建设。

教育政策行动:解释与分析框架

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释国家为何采取特定的政策行动或计划而非其他方案。然而在公共政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解释社会行动不论在理论视域还是研究取向上,均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至激烈的争论,其中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因果解释与由阐释理论而衍生的意图解释之间的对立最为明显。。即使在意图解释模型内,现象学派、理性选择理论与功能主义等视域的分歧亦颇为明显。。当教育政策研究者尝试解释国家对特定政策所采取的行动或计划背后的原因与理由时,对现存众多解释模型的分歧与争议往往无所适从。本文旨在对上述各种解释模型的理论与方法学基础加以梳理及评论,并尝试整理出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架构,供从事教育政策研究以及公共政策研究的工作者参考。

冷战初期美国“隐蔽行动”政策的制订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各国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政策之一。冷战爆发不久,杜鲁门政府即制订了关于隐蔽行动的第一份文件NSC4-A,强调要实施隐蔽的心理战。其后又相继通过了NSC10/2、NSC10/5号文件,将隐蔽行动全面展开。1954—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制订了本届政府关于隐蔽行动的文件NSC5412系列,将隐蔽行动扩大到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制订的关于隐蔽行动的一系列文件深化了冷战,凸显了东西方矛盾的尖锐与冷战的严酷。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快速终结的启示——基于政策行动者视角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策创新是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鲜明特征。国内既有研究多关注地方政策创新经验总结和政策出台,相对忽视地方政策创新终结。本文运用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案例—重庆市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创新快速终结的原因。研究发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对封闭的政策网络、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政策目标群体的抗争性策略、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互激等是政策创新迅速终结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地方政策创新"昙花一现"这类非常态政策终结的逻辑机理,为提升我国卫生决策与改革的质量提供参考。

论公共政策终结的行动者

政策行动者是源于所持相同或相似的政策理念、或基于追求一致的政策利益、或法律规定的强制而出现结盟的行为,以共同行动促成个别目标的实现。政策终结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在政策终结的场域中,政策行动者各自都致力于集结反对或支持终结的联盟,各自凭借拥有资源和运用策略或技巧,来强化或弱化政策终结的合理性,试图阻挡或推动政策终结的威胁行为。

中国消除能源贫困的政策与行动

能源贫困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中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能源贫困定义,在中国,为增加用电人口,促进清洁用能,减少居民用能成本,保护居民用能公平做出努力的政策和行动,都可以被认为是促进消除能源贫困工作的相关的政策和行动。根据这一结论,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主要政策和行动进行了总结。随着无电人口用电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中国能源贫困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在未来,中国需要从调节城乡电价差异,统筹区域内、区域间和多品种能源供给关系,积极引进多方投资和保护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消除能源贫困工作。

“印太”视阈下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莫迪政府对"印太"战略构想计划的迎合,反映出印度欲向包括南海在内的周边广大地区实施地缘扩展。由"东向"政策向"东向行动"政策的转变,是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新变化,体现出印度不满足于在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是要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以获得更多的地缘战略利益。随着南海问题的升级,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势必会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因此印度对南海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关系到中印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目前,对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无论是印度自身,还是南海所属国中国,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谨慎态度。

教育治理现代化:基于概念再解的政策体系与行动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主要表征。梳理其概念渊源,外因是发轫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勃兴,但主因则是狭义教育走向广义教育,深层次原因是非正式制度对教育本质影响的回归,故教育治理应有其独特的概念体系,不能简单尾随泛公共治理而释义。据此,基于“教育治理”“教育治理体系”“教育治理能力”的概念再解,从政策实践的角度,对“教育治理现代化政策体系”进行了内容政策架构,提出了“全面依法行政、全面依章治校、全面依规评教、全面有序参与”的政策内容。在政策行动中,要将教育生态治理作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将合格、优质与卓越三层级评价标准作为导向,以教育治理体系组织化和教育治理能力机制化作为发展路径。

欧盟网络安全态势评估:挑战、政策与行动

2021年,欧盟网络安全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新冠肺炎疫情使欧盟国家、社会和经济体加快转型,社会各领域高速的数字化进程,突显了网络安全的重要地位。同时,欧盟的网络威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针对网络的大规模攻击行动数量大幅增加,勒索软件攻击变得更具有针对性。

近年中国政府妇女健康政策与行动评析——基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落实情况

结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有关规定,对2006～2010年间中国政府为促进妇女健康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行动进行回顾,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现有妇女健康政策和行动已带来积极、明显的变化,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应从法律政策和部门行动两个方面积极作为,进一步把社会性别视角引入政府健康决策,推进卫生领域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确保男女两性在健康水平和健康资源方面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