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逻辑理路与行动路径

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一经提出便成为热点话题。当前,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亟须开展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因此,有必要对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进行澄清,从实践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等层面建立清晰的思维模型,以阐释其建设目的、意义和方法,并从基于区域类型,把握不同实践中心的建设定位;拓展资源禀赋,破解实践中心的建设之困;培育实践项目,实现实践中心的预期功能等方面为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策略和方案。

基于网络效应与行动者效应的专利转让及受让行为研究

专利交易是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渠道,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研究专利转让与受让行为可以识别影响专利交易的主要因素,为政府制定技术交易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2002—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专利转让记录作为数据源,利用Siena模型,结合网络效应和行动者效应,对专利转让与受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专利技术交易以单向交易为主,随着集成电路产业从萌芽阶段步入成长阶段,产业内技术交易主体增加,网络规模扩大,网络信息传输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②网络初期产生的锁定效应明显得以缓解,技术交易网络内组织社团化特征明显,技术交易社团规模呈扩张态势且社团内紧密程度不断提高;③网络效应方面,转让者更倾向于与技术交易伙伴进行交易,频繁发生受让行为的企业会吸引更多新的交易伙伴,企业间不存在明显的互惠交易;④行动者效应方面,随着产业进入成长阶段,成熟企业更倾向于专利转让行为,初创企业更倾向于专利受让行为,占据高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更倾向于专利转让行为。企业间技术创新能力差距越小越容易发生技术交易,企业倾向于选择同一国别或同一企业集团内伙伴进行交易。

激活数据要素 赋能千行万业——《“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政策解读

[目的/意义]2024年1月,《“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正式印发。文章对其主要内容进行解读,旨在探讨政策制定的背后逻辑,明确政策的核心要义与具体导向,从而推动政策落实,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方法/过程]从乘数效应、保障支持、组织实施三大方面对政策主要内容进行阐释。[结果/结论]政策以各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为着眼点,以协同优化、复用增效、融合创新为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发挥的主要路径,同时保障数据要素流通的效率与安全,并最终通过多措并举来实现数据要素在各行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功能定位、影响因素和行动策略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是新时代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三项功能是基于人才、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提出的。运用PESTEL分析模型,讨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和法律等因素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及功能实现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行动策略:借助政策的力量、适应市场需求、融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培育创新创业文化、拓展教育和技术资源、完善产教融合的法律规制。

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的世界格局与中国行动方略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既表征着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认可程度,也反映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既是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之源,也是为世界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的必然之举,还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基础支撑。然而,当前中国尚未掌握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与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相对于传统高等教育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与提升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夯实国内根基、布局发展中国家和着眼发达国家“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

运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科研能力的行动研究——以外语教育研究方法课程为例

理论、实践和研究分离是导致目前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科研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强化案例教学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递进式阅读-研讨→反思-应用”案例教学能够实现案例教学的最终目标,使学生具备将所学知识迁移至教育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的能力,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理论应用与实践能力。

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构建

顺应全球交往语境与数字智能时代的趋势与要求,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应从单一的信息传播向国际交往发生转向,这一转向应基于交往理论,关注在数字时代国际交往对传统国际传播的发展与升维。因此本文基于国际传播的交往转向,从行动网络构建这一路径切入探讨国际传播中多元交往主体的关系形态变化,并构建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本文首先对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进行分解,认为该网络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主要的层次和维度为五个方面:交往主体、交往规则、交往关系、交往媒介以及交往形态。因此,本文从多位一体的国际传播交往主体格局构建、多层次的交往规则网络构建、复合型的交往关系网络构建、多维度的交往媒介网络构建以及多方位的交往形态网络构建五个方面出发,构建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关键路径

教学数字化转型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重要突破口。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包括课堂、课程和专业三个层面,是一个涉及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行动者要素及其功能,认为组织行动者的协同共生是转型的推力,个体行动者的数字能力是转型关键,物质范畴非人类行动者的联通共享是转型的支撑,意识范畴非人类行动者的文化重塑是转型的保障。基于“转译”原理,从动力激发、动力合成与动力保障三个阶段构建了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并从推动数据融通、强化产教融合能力、培育数字素养、培植数字文化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体两翼一擎”的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

金融科技创新的行动者网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以蚂蚁金服为例

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蚂蚁金服为例选取快捷支付、余额宝及农村金融业务模式构建行动者网络,分析其从支付起家到入局金融再到开拓农村金融市场的过程,借以打开蚂蚁金服金融科技创新的“科技黑箱”。研究发现,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创新包含了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和监管创新的不同特质,农村普惠金融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金融科技的进步有助于打破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存在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悖论。在农村地区利用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需要相当规模的金融科技企业构建强大的行动者网络,需要政府介入给予财政支持、适度监管和信用背书,推动金融科技真正服务“三农”群体。

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行动路径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助力实施体育强国战略,促进国际化交流与合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是新时代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时也面临生存土壤流失、项目参与度不高、文化内涵失真、传承后继乏人等诸多现实挑战,严重阻碍了自身价值的发挥。建议:面对现实挑战,倡导民族传统体育全民健身化;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新路径;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传播,体现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时代价值。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后国企改革重点方向思路研究

国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文章重点描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的主要成绩,通过三年行动破除了一批体制机制障碍,有效解决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重塑、重构;同时,阐述了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在支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和核心功能增强方面还有不足,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最后,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研究得出,要继续通过实施更具战略性、系统性、突破性、实质性的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新国企,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国计民生、公共服务功能与作用。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发展研究报告——纪念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30周年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30年来,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发起实施、发展建设、深化推进、持续发展、改革创新五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持续强化品牌项目,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30年来,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引领文明建设新风尚;形成规模宏大的青年志愿者队伍,为青年健康成长构建新平台;加强规范化、法治化建设,推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制度实现新发展;健全工作体系和创新组织动员方式,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新道路;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进取有为,为全球发展贡献青春新能量,取得伟大成就。新时代,青年志愿者行动要融入“国之大者”,汲取成功经验,强化数字赋能,聚焦文化育人,引领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及运行机制——以Q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例

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目标,要求其向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模式转变。治理共同体依托于乡土社会长期孕育的共同情感,是一种富有弹性、可依情境变化而被灵活建构的治理样态。对Q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遵循着“激活-形塑-行动”的整体过程。需求与资源两种要素的双向耦合刺激“共同意识”的生成,而通过共识汇集、规则筛选和约束吸纳三重维度,治理共同体得以形塑和明确行动边界。在具体行动中,民主协商、核心领导、行动激励和风险包容等四项机制保证了治理共同体的有序运行和效能发挥。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高职《财务管理》教学方法探究

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学不但要秉承传统教育的知识传授,更需关注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养成使学生能够自主同时有能力开展智力活动的习惯。传统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更多关注学生知识的接收与掌握,忽略了发现和探索学习的重要性。基于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关注批判理解,强调学生学习内容与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关联性,从而把握事物的实质,深入理解核心概念和原理,提升自我学习、自我探究的学习能力。

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乃至建设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冲突环境急剧变化、逆境丛生的状况下,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本文引入“韧性”概念,提出基于“认知—行为—关系”互动的组织韧性进程模型,用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不仅能够反弹恢复生存,甚至实现改进发展的原因。缅北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社会发展迟滞,民众流离失所,近年来又成为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温床”,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非政府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致力于一个最贫困与最边缘化的人群享有卫生权利的世界”,进入高风险的缅北地区并持续运营30年,体现出强劲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势头。无论是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抑或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健康扶贫行动”都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认知、改变行为模式、构建关系网络,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能力,有效应对缅北地区既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其韧性能力也不断进行迭代,最终达到韧性治理的结果。

社工机构介入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的行动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安徽省X项目为例

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需要多主体协同参与,包括由民政部门、基层社区、社区居民、高校等主体组成的人类行动者以及社区文化、公共空间、课程体系等非人类行动者,社工机构如何激活这一行动者网络依然有待讨论。本文以安徽省X项目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从转译的不同阶段分析社工机构的行动逻辑: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行动目标与强制通行点;在利益赋予阶段协调各类行动者的关键利益;在征召阶段推动异质行动者的融合加入;在异议动员阶段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为了保障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的可持续性,社工机构可采取的策略包括:通过调研评估挖掘社区特色的内源力、通过跨界融合吸纳异质行动者的加入、通过平台搭建畅通主体间的沟通渠道、通过充权赋能保障规划运营的自主化。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调查研究——以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玉水村为例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文献分析法、实地考察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玉水村进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调查研究.调研发现:玉水村属于“文化认同内浸力行动者网络”,在此网络中,新乡贤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充分利用乡村振兴和“粤菜师傅”政策,把厨乡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创建“玉水厨乡”文化品牌,打造独特乡村文化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根据不同行动者的不同利益诉求提出了新乡贤参与治村过程中存在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治村渠道不畅、村民积极性不高、年轻新乡贤后备力量不足等困境,针对困境提出了引进激励机制、推进党群思想建设、完善治理途径、整合新乡贤队伍等对策.

欺骗谋略在网络空间防御行动中运用

军事欺骗是谋略运用的重要内容。结合网络空间攻防行动特点,剖析了网络欺骗的原理;借鉴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欺骗谋略在网络空间防御行动中的制胜机理;总结了支撑网络欺骗实施的蜜罐蜜网、拟态防御和移动目标防御等3种主要技术手段的原理及研究重点;给出了欺骗谋略在网络空间防御行动中的组织运用方法。研究成果对于提升网络空间防御效能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主观规范与吸烟者戒烟行动计划:戒烟意向和关系导向特征的作用

考察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行动计划的预测作用及戒烟意向的中介作用和关系导向特征的调节作用。对694名经常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吸烟者两种规范显著预测戒烟行动计划;(2)戒烟意向在两种规范与行动计划间起中介作用;(3)关系导向特征正向调节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意向的关系。结果说明,吸烟者两种规范对戒烟意向及戒烟行动计划的预测作用具有共存性及拮抗性,且关系导向特征增强吸烟主观规范的预测作用。

产教集体行动困境与融合:基于组织场域的结构性分析

产教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产教集体行动困境似乎成为“天然的常态”,这是产教组织场域参与主体、关系系统和制度环境等结构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破解困境之策在于:主体层面,要正视利益诉求,价值共创共享,提供产教集体行动的持续性动力;关系系统层面,要创新组织形态,提升结构化程度,稳固产教集体行动的共生性空间;制度环境层面,要完备制度性要素,刚柔相济,形成产教集体行动的约束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