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感和归属感对微信朋友圈点赞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理性行动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理性行动理论,探究孤独感和归属感对微信朋友圈点赞行为的影响。通过收集到的有效问卷,利用AMOS分析工具研究发现,孤独感与点赞行为之间有明显的负关联,这暗示孤独感对点赞行为的影响存在抑制作用。然而,归属感与点赞行为呈正向关系,表明个体在感受到归属感时更倾向于积极参与点赞,以表达对朋友的支持和认同,促进社交互动。

“意志薄弱”与行动因果论——兼论唐纳德·戴维森对“非理性悖论”的消解

哲学史上围绕“意志薄弱”的讨论由来已久,戴维森不赞同将此问题与道德软弱或知识匮乏(遗忘)相混淆的古希腊式解释思路,而主张将问题从道德性中剥离出来,直接考察行动自身。戴维森基于行动的因果解释,以不自制为切入点,探讨了非理性行动的悖论及本质。戴维森重构行动合理性的论证,强调非理性行动中符合最佳判断的理由与因果上最强的行动理由二者间的差别。通过“意图”概念的引入,戴维森论证意志薄弱无法证伪行动合理性,从而消解了非理性悖论难题。

组织认同与行动理性

组织认同以理性为主导,是一种选择性结果,不是自然形成的。组织认同中的理性,是一种由个体出发的主观行动理性。西蒙关于"管理人"的假设,肯定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和合乎逻辑的,同时又强调了人的选择能力是有限的,更符合对组织中人的理解。行动理性人具有的主观理性表现出独特性,自我性和情境性三个特点。

理性行动-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模型

为探究理性行动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两大社会心理学宏论对于个体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的共同解释力,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能和社会规范作为态度和行动倾向的中介变量,在不同情境下对行动倾向的作用不同,符合理性行动原则;内部动机作为态度和效能、社会规范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受到学校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对遵从规范行为的解释;回归分析验证了不同水平认同对行动倾向作用程度的差异,整合模型则揭示了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结论:理性行动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可彼此互补成为集体行动参与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农民生育中的生男偏好:价值合理性行动——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调查

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通过把生育主体农民纳入研究视野,从政府与农民互动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行为。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生男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使得农村性别比偏高。

城市低碳社区建设的多元行动系统及其解释——基于理性行动理论的分析

作为国家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基层环境治理尝试,低碳社区建设仍然有待深入理解。通过来自上海市S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尝试利用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解释不同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和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构建低碳社区建设中的多元行动系统。研究发现:低碳社区建设内外部环境中的技术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等分属于不同的行动者,高效率利用这些资源需根据不同行动者的特征出发,设置共同遵守的规范。多元行动系统的分析和解释揭开了低碳社区建设政策执行过程和行动者的互动行为,而S村居委会通过注册民办非企业的方式实现了法人行动,在整个多元行动系统兼具枢纽角色,从而实现了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和实践意义中的法人行动。

生存压力与行动理性：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策略行为研究

近年来,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获得了迅速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在呈现总量上升的繁荣景象的同时,面临的是发展中的步履艰难,而生存压力是机构争资跑项、厉行节约和服务递送中投机化策略的动因。这些策略行为是机构在生存压力下的理性之举,有些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但短期内可以有效应对资源匮乏的现实,而长远看,也使机构呈现出性质变异和目标置换的倾向。要想使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实践不沦为"乌托邦"式的理想情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制度化建设是根本。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理性行动与自我理论——从微观/宏观问题视角重读科尔曼

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将经济学范式引入社会理论建构,在借鉴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的基本假设基础上,集中讨论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过渡到宏观层面的系统行为。针对基于经济学假设的理性行动模型的缺陷,科尔曼提出自我理论,通过讨论个体的社会行动决策过程,为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能动关系,即微观/宏观问题中的宏观到微观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科尔曼的自我理论是对社会研究的本体——个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这正是当前社会学理论的全新趋势。

决策与决策执行的关系——一种行动理性的观点

本文以分析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为出发点,对人类理性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指出决策研究中存在的“理性分析范式”偏面地把认知分析当作人类理性的本质,忽视了行动的作用,提出了人类理性是“行动理性”的思想。行动既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人们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理解决策问题的独特手段,也是人们创造外界环境、实现决策目标的有效途径。由此提出,决策研究,尤其是组织决策研究,应该重视“行动分析范式”。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

韦伯的行动理性化: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韦伯认为,传统社会的人类行动主要是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而现代社会的人类行动主要是理性行动,尤其是工具合理性行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行为从非理性不断转化为理性的过程。

村落生活:理性行动的建构

理性行动理论是社会学中一种极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本文试图用这一理论来对一个村落生活的建构过程进行解释,并用社会生活的现实场景来检视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断裂的消弭:理性行动对二元区隔的超越——读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社会理论的基础》作为理性行动理论这一流派较为系统化的著作,蕴涵了科尔曼试图重建社会,弥合宏观与微观二元对立结构的意图。科尔曼力图在理性行动理论的框架内统合社会学领域内存续的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区隔,其秉持的个体方法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的理性人预设以及实现宏观与微观转化的特有分析框架,构成了揭示其理论建构和力图超越宏观与微观二元结构逻辑进路的重要线索。

试论黑格尔的行动的理性

自我意识发展到理性阶段,行动的理性通过直向运动造就伦理世界和反向运动造就道德世界来说明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在行动的理性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来说明个体如何获得德行和什么是善。自我意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扬弃个体性而达到与普遍性的统一,道德正是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它是普遍性的现实性表征。

理性行动视野下的农村贫困问题分析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作为发展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的贫困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变迁背景中呈现其社会学意义的,本文试图从理性行动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探索与分析。

代耕生计与合理性行动逻辑——京郊代耕菜农的文化实践过程

京郊代耕菜农在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境况中展开无闲的劳动生产、预支的市场交换、简单的物质生活等具体生计行动,这些行动体现菜农在适应具体处境时的合理性行动逻辑。该逻辑是一种在综合生存境遇、制度安排、惯习表达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展开的实践策略,行动逻辑的展现过程是行动主体创造意义的文化实践过程。以往的“四种小农观”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菜农的代耕生计及其行动逻辑。因此,在批判性地理解四种小农观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双重视野,以一种内外整合视角探讨不同时代境遇中的农民主体文化实践与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