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行动素模式看《游吟诗人》女性角色的异质性塑造

文章以法国戏剧符号学家安娜·于贝斯菲尔德创造的戏剧理论——戏剧行动素模式为理论依据,从歌剧的脚本结构、音乐形象建构等,论威尔第成熟期代表歌剧《游吟诗人》中的女性角色莱奥罗拉与阿切苏娜所具有的戏剧异质性特点,以及如何对剧中的男主人公不断行使着戏剧动作,并以此形成戏剧音乐发展脉络等问题,为进一步解读该歌剧、评述威尔第的歌剧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以格雷马斯行动素模式浅析减肥真人秀节目——以中国版《超级减肥王》为例

近年来,减肥瘦身类真人秀节目开始流行于各大电视频道,2013年播出的《超级减肥王》是国内该类型节目的首次尝试。本文将使用格雷马斯的行动素模式对该节目的宏观叙述情节进行简要分析,以探讨减肥瘦身类真人秀节目叙述情节结构的一般规律。

从戏剧行动素模式看女性角色在《雷雨》中的主体性

作为曹禺的一部名剧,有关《雷雨》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有关其女性人物的分析也不计其数,然而运用戏剧符号学行动素模式进行研究的却十分鲜见。文章以安娜·于贝斯菲尔德创造的这一模式为工具,对剧中的八个人物按性别逐个分析,得出结论为真正的主体人物不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男性,而是以繁漪为代表的女性,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不少导演将繁漪设计为该剧中心人物的原因所在。

《长生殿》的爱情行动素模式与悲剧性分析

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长生殿》是一部公认的杰作。在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中,《长生殿》又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类别:帝王爱情戏曲。纵观中国古典戏曲史,以爱情为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悲剧,《长生殿》也不例外。但是与常人相比,作为"人上人"的帝王,其爱情悲剧自有其特殊性。本文主要运用戏剧符号学理论,为《长生殿》建立爱情行动素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从戏剧文本内部和外部对帝妃爱情的悲剧性原因进行分析。

戏剧行动素模式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和工具创新

理论的旅行不仅要追问适用性问题,还要讨论适应性问题。传统行动素模式在解释热奈的《女仆》时出现了不适用性,但回到戏剧符号学原点,可以发现对于后现代戏剧,不是二元对立的结构分析法不适用了,而是二元对立的要素发生了改变,由此产生的"句法"和"语法"也待修正。行动素模式要突破其解释力半径,就必须工具创新。新行动素模式仍由三组二元对立的要素组成,发送体与接受体、主体与宾体不变,辅助体与反对体改为建构体与解构体,其关系不再用单向或双向的箭头联系,代之以三个关联的双曲线,无限趋近,但又非线性。用之分析《女仆》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显示行动素模式对后现代戏剧甚至新电影作品都具有相当的适应性。

新世纪中国女性电影现实主义创作趋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界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女性电影。以这些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的行动素模式,对其进行对照分析,考查社会变迁中女性电影不同的叙事形态及其创作趋向,进而揭示出女性人生追求的实现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变革更新的内涵,而非"个人"的幸福之"现代性"所能达成。

从女性形象塑造看万比洛夫戏剧的伦理秩序建构

万比洛夫的道德心理剧中并不存在承载主流价值观的正面中心人物,其多中心主义、巧合性的情节和肖似性的结局将思考与判断的权利交还观众。剧本世界中塑造有多重道德类型的女性形象,她们随着戏剧情境的变化发展而在行动素六格中移动,揭示出了剧本的深层意识形态。本文从女性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在戏剧符号学视域下,分析万比洛夫戏剧中伦理秩序建构的策略,以期从新的角度对"万比洛夫之谜"作出解读。

从《女仆》看热奈早期戏剧的“行动”特征

行动是西方传统戏剧的重要支柱之一,古希腊到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概不例外。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这一支柱不断遭到革新人士的诘难与破坏,至20世纪下半期随着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戏剧的粉墨登场而倒塌。20世纪中叶的热奈戏剧恰好体现了两者之间的过渡,行动不再完整,性格不再鲜明,动作不再合理。本文试图以戏剧符号学的行动素模式和段落分析来揭示热奈早期戏剧的"行动"特征。

《蝶》之惑

戏剧的基础是行动,任何一部戏剧都要有行动与促使其行动的动机,而一部经典戏剧,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动与符合充足必然律的内在动机。国产音乐剧《蝶》的上演赢得了观众一片好评,在舞美、表演、舞蹈和唱段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然而剧中的主人公上场任务不明确,既无特定追寻的目标人物或目标任务,也无特定要清楚或弑杀的障碍或恶魔。结构主义学者格雷玛斯在其行动素模式理论中要求行动主体具备明确的行动与行动宾体。行动之深层根基在于人物有无可能性,在于人物面临两难抉择时的选择。人物面临没有选择的境遇时便缺失了行动的能力。内心动机的匮乏和选择的缺失注定了主人公是一个行动乏力的人物。从而成为全剧的阿基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