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组织: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新视角

当代中国政府组织,既有现代官僚制组织的外在形态又具自身特殊的"精神气质",突出表现为组织形式的党政一体和组织功能的政治行政双重复合。现有"官僚制组织"和"伦理化组织"两种研究范式,都一定程度存在抽象化、简单化的问题。基于行动理论而建构的"行动组织"推论方式,力求消解组织中主体与客体、工具与价值、正式行为与非正式行为的对立与区隔,更加深入地透析当代中国政府组织的生动与复杂。

“双网格化”何以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组织—技术—行动”的分析

“双网格化”是对传统网格化管理的迭代升级,也是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双网格化”治理体系从组织、技术与行动三个维度发力,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层面,以多元主体的引入和赋能形成“一核多元”的主体结构破解原本基层社会治理“孤军奋战”的能力困境;技术层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打破行政壁垒,连接“信息孤岛”,引领基层社会的整体性治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主体,撬动基层社会参与式治理;行动层面,完善“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效能。“双网格化”通过构建虚拟网格和实体网格,联动化解风险、提供服务,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并且成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助推力。

封头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者网络形成与演化

农村人居环境关乎农民日常生活质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发展目标。通过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以封头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例,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者网络,在行动开始后形成以行政部门为核心呈现问题、提出目标、征召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构建权属代言关系的网络。随着行动深入发生演化,行动主体、核心行动者、问题呈现逐步围绕村民集体开展,还演化出村民直接提出目标、构建多元代言关系、发动社会群体动员的方法,进一步提升了村民参与行动的积极性。

“组织角色行动”是演员创作的基本技巧

表演艺术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以表现情感的艺术,而行动则是情感的依托。演员应该注意在规定情境中通过形体动作和言语动作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也要善于在生活中观察,并在表演中努力寻找符合人物内心的角色行动。黑格尔曾说过:“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演员塑造角色并非穿上戏服说几句台词这么简单,而是用自己的身体为角色赋予生命的诠释。表演艺术是行动的艺术,如果演员想使剧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真正地“活”起来,就要依靠行动得以实现。组织行动在表演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演员必须掌握的技巧。在表演创作中,演员正是通过组织角色行动来完成人物形象塑造。

基于移动互联网传播的集体行动组织机制研究

基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集体行动与传统的集体行动在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上存在实质性差异。本文首先对基于移动互联网传播的集体行动进行理论构建。研究认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具有典型的无标度和小世界网络特性;其信息的编发者在行为上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差异;集体行动的扩展遵从社会物理学中差异产生梯度,梯度产生扩展势能的基本规律。网络传播的参与者信息传播行为越活跃,其在集体行动中表现出的势能越强,影响力也越大;信息在集体行动组织传播时,无论是传统的科层式传播,还是网络式传播,传播通道中的并联通道越多,传播路径越短,则信息传播效率越高。本文还基于上述理论,通过一个模拟实验对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实验结果 ,并基于此提出了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和建议。

集体行动组织学视野中的政党组织逻辑

政党组织研究是政党政治学的经典题目,但是长期缺乏对政党组织逻辑的深入挖掘,致使一些重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释,故引入集体行动组织学有其必要。从集体行动组织学的角度来看,政党是持有一定政见的政治精英为了执政治国而与他人合作的一种集体行动组织形态。政治精英需要与他人合作(开展集体行动)才能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但合作不会自发产生,需要组织,也就是政治精英需要针对目标,结合具体情境条件,制定任务和分派任务并进行控制协调,使所有合作者均按照统一部署来开展行动,从而发挥出集体行动的整体功效,推动目标的实现。政党就是由此形成的一种组织体系。政治精英组织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所以这个组织逻辑不能保证所有政治精英都能成功地组织或改变政党。但是由于所有政治精英都必然要遵从这个逻辑,故该逻辑可以用来解释政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基于组织行动者视角

近年来,农民合作组织作为解决我国农业生产中国规模化产业化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存在着结构松散等问题,严重影响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可持序发展。基于组织行动者的视角,从行动者在组织中的不同的依赖关系和权力情况入手,对农民合作组织中的各类行动者加以分析,可以对农民合作组织结构松散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找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警察调处纠纷的组织行动逻辑

对警察在日常工作中对纠纷排查以及调处纠纷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应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从这角度而言,警察解决纠纷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协调,而是事关区域社会的稳定,并由此获得了公安机关决策者的认同和执行者的落实。纠纷的激化既是一种偶然性事件,但也有其必然性。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一些民间纠纷因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被激化成杀人、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因此,通过对警察对纠纷的及时介入,一方面可以平抑纠纷双方过激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一些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避免纠纷被激化的可能。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基于组织与行动者的类型学分析

信息技术的更迭与扩散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亦顺应这一趋势,积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当前围绕相关议题开展的讨论,表现出重外向功能而轻内向效果的倾向,存在研究视角缺失的问题。鉴于此,基于组织和行动者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数字政府建设之内向效果的分类框架,并提出四种理想类型:理想数字政府、非人格化数字政府、官僚本位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悖论。以该框架为指导,结合经验材料对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现状进行分类考察,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出发,以“健康码”嵌入社会治理体系、网格化治理、信息孤岛、痕迹主义和数字形象工程等为例,系统分析了当前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困境。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中,应注意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功能与尊重政府组织(组织)和公务人员(行动者)的需求间寻求平衡。

“战略场域”承载的组织认知、行动和战略变化——基于东方汽轮机的案例研究

组织认知与行动的交互在场域中如何影响战略变化的程度?本文从组织认知与行动的不同优先级出发,基于战略变化理论和场域理论对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从1966年到2017年间影响战略变化的关键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探讨战略变化的过程机制并提出了“战略场域”的概念。研究发现,组织认知与行动的交互通过改变企业的场域来调整战略变化的程度。当企业以行动主导与场域之间的交互,战略以演化的方式变化;当组织认知与行动的变化相协调时,促进战略转型的出现。组织认知与行动的交互在场域的驱动和聚焦作用下开拓出新的场域,促进战略演化到战略转型的变化。通过将场域的视角引入战略变化的过程研究,构建了组织认知、行动与战略变化之间的桥梁,深化了对战略变化过程的理解,并为场域在战略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业选择:组织行动视角

校企合作在本质上属于企业生产性组织行为,是生产系统更新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互动结果,有助于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向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聚集。从组织行动视角对校企合作中企业的选择行为展开多重考察发现,企业投资校企合作应超越"成本—收益"计算的短视倾向,在推进劳动"再技能化"的进程中塑造"人机共生"新型生产系统,从而为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筑牢竞争优势。对此可能蕴含的启示是:塑造多元平等的政策主体,构建协商共治的政策议题,设计多管齐下的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现实诉求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个案中,H组织以主导、支持、推动等发展性角色从三个层面积极推动自下而上、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行动:对龙舟文化进行包装,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搭建主体性参与的平台,增强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与长效性;从主导转向提供协助性服务,搭建社区自治的内生组织。从利益契合到公共精神培育再到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利益契合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诱发性动力,在公共精神的培育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思想转变,在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层面是多元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农业市场转型中的组织化困局——从象征资本视角考察农业组织化行动的自主性空间

目前,农业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往经济理论难以完整解释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在理论视角上进行创新。从象征资本的角度,即对在转型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象征权力运作的各种技术与机制进行考察和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尝试。尽管象征权力技术在任何社会、任何领域中都可能存在,但由于受到中国特殊的历史基础的影响,我国农业领域的象征权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有其独特性,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支配效应,给农业市场化带来了西方经验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基于计划体制的剩余———农村的弱积累和弱公民社会以及国家保留对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国家成功地在农民的市场性自主性空间之外架构起了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制度性自主性空间,这个"意外"空间通过将能人吸引到集权关系体系中来而完成了对他们的控制,进而以他们为中介控制了乡村社会。

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迭代何以实现?——基于“组织化关键行动者”的秩序建构

在政府创新持续的过程中,带有强利益相关的项目在存续状态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有的项目陷入低效锁定甚至停滞,有的项目则迭代升级不断深化。学界多从“制度依赖论”和“个体缔造论”视角展开研究。本文从政府创新实践与旧制度规范的摩擦出发,通过案例研究法,以S合作区飞地管理模式的创新迭代实践为例,探究地方政府为克服创新项目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推动管理模式创新迭代的过程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迭代能否实现与规则对行动者的整合度、合作要素的完备程度以及迭代方案与政策环境导向的一致性密切相关。组织化的关键行动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否以共同目标、信息纽带和开放网络为基础,形成具有向心力、协同场域和资源渠道支持的“组织化”行动团体,在不改变原定创新主张与目标的前提下,把握与政策环境“正向耦合”的契机,因势利导推动管理模式的迭代与优化。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世界级集群组织能力研究:构建一个基本的框架

为缓解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改变我国企业处于“委托代工”的命运,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需要通过打造世界级组织来夺回话语权。想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组织,集群需要获得组织能力,文章从认知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从组织认知到组织学习、组织行动进而获得组织能力的路径,进而探析这个产业集群组织的能力演变过程。

论社会组织中的复杂知识

社会服务的多样化趋势对社会服务提供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专业化的服务需要符合复杂现实的要求。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是复杂知识生产的过程。然而当社会组织在面对生存导向陷阱、专业导向陷阱、管理型治理陷阱时,很难开创出适应复杂现实的服务模式,更无法发掘支持专业服务的复杂知识。本文认为,建构复杂的组织知识当立足于个体行动者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在性,在发挥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展开技术专家与复杂社会现象之间的无间断沟通、互构,才能实现专业的、复杂的知识生产。更进一步而言,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社会组织之间要形成合作的关系,复杂知识是技术专家与社会互构的产物,也是合作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复杂知识生产蕴藏在组织的合作行动中,人的社会性在复杂组织知识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而社会组织中的复杂知识生产也推动着组织变革向纵深发展。

组织过程建模与设计

组织过程设计,依据组织的使命和资源约束,建立组织完成使命的最佳任务流程。组织使命到任务分解,包括域分解、目标分解、过程分解和行为分解等。通过划分组织平台资源能力建立任务过程与组织功能资源能力的关联。其组织过程设计模型,包括定义组织过程产生、过程演化模型及过程策略求解。

伊朗“震网”:网络战在行动

2010年9月26日,伊朗境内的大约3万个互联网终端遭遇了'震网'(Stuxnet)电脑病毒袭击,这种病毒侵入了工厂企业的控制系统,并有可能取得对一系列核心生产设备,尤其是发电企业的关键控制权。广受西方关注的布什尔核电站是'震网'蠕虫的重点'关照对象'。伊朗官员和一些西方研究人员怀疑,这起病毒事件并非个人黑客所为,背后可能有某些'国家支持'。德国研究人员最早于当年6月发现这种蠕虫病毒。这种恶意代码专门攻击西门子公司开发的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