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而又立”的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发展审思——基于政策行动综合解释模型的探讨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在2020年的“废而又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因势制宜的特殊政策行动。从贡献看,首开交叉学科复合型职后学历人才培养先河,满足特定时期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弥补改革之初高校跨学科专业设置不足,系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形式价值、目的价值和评判价值。然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亦因实施主体意愿参差而导致规模扩增缓慢,因就业市场的认可不足而造成高质量就业困难,因升学通道窄化阻滞而陷入教育吸引不够。后疫情时代的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政策目标实现,需从政策导向上放宽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办学准入,从政策激励上提高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就业认可,从政策协调上拓宽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升学通道。

行动的因果解释与逻辑解释

关于行动解释的理论主要分为因果论和目的论,因果论认为行动的理由是原因,而目的论则反对用因果关系作为理由与行动的媒介;因果论面临“因果链偏离”问题,而目的论为行动的解释提供了一种非因果的解释,对行动的解释需诉诸行动的目的,并且通过行动者的实际推理的逻辑有效性作为理由确定性的标准,但它仍然存在“因果倒置”的困境。因果论与目的论是两类不同的解释,后者无法还原为前者。从行动的结构和性质来看,对行动的解释既可以是因果论的也可以是目的论的。

行动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回顾与反思

我国早期的行动研究具有实证主义的倾向,认为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普遍的教育规律,以教育实验的方式进行,强调实验过程对条件的控制,只有极少数教师参与行动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行动研究一方面仍遵循实证主义的"假设—验证"模式,另一方面也具备了解释主义的精神,即在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境中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此理解情境化的教育实践;进入21世纪,我国的行动研究更是坚持解释主义的立场,并出现"草根化"的趋势。行动研究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教师将他人理论转化为个人理论,再转化为教学行为,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集体意向辨析

关于集体意向的争论涉及两个问题:集体意向的性质是什么?拥有集体意向的主体是什么?前者可归结为集体意向的内容问题,后者可归结为集体意向的拥有状态问题,两者既密切相关又相互独立。集体性意向的实在性和集体性意向的集体拥有状态的实在性将意向—行动的因果解释模型由个体推广到集体。作为意向主体的集体对于个体的随附性关系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功能结构上说,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意向的主体是不实在的;从功能意义上说,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意向的主体是实在的。

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