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与公民民主满意度:跨国证据

本文阐述公共行政在维持公民民主满意度中的作用,检验了民主一官僚间的关系。利用35个国家和地区跨国数据的多层次分析使研究能够在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间展开。在个体层面,研究表明,相比其他的解释如政治信任、选举公正和政治效能而言,公民对公共行政的评价更多地与公民的民主满意度相关。在国家层面,研究显示公共行政质量与民主满意度有关,相关程度与其他宏观层面的因素相似,比如一国的民主水平、政治信任和人的发展。本文在对有关民主—官僚关系的讨论框架中做出结论。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本文指出了公共行政在维持公民支持民主方面的核心地位。分析表明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看法与对民主的满意度高度相关,并且公共行政质量与民主满意度似乎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程度与替代解释相当。对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的专业人士的启示在于,尽管政治家和评论家们一直批判公共服务,但不应该忽视它对公民民主满意度的重要性。

从行政参与式转向到参与式民主的官僚化——基于法国案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法国地方行政部门中致力于公民参与的公务员的形象和工作,旨在为公共行动和行政部门参与参与式转向的研究作出贡献。与主张行政部门参与现代化的言论相反,对负责参与的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进行分析,使掌握公民参与的官僚化背后的动力成为可能。在没有实际改变行政制度的情况下,专业公务员创建了新的制度,主要是为了维持既定的安排,即使这些安排对公共行动实施影响甚微。

朝向中国的多层级治理?——应对跨行政辖区和跨区域组织间的复杂公共事务

本文探讨了在进行有效调整和限制的条件下,多层级治理的概念框架对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可适用性。多层级治理在中国的应用能够解释全球影响和非政府力量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本文认为多层级治理的发展可能是新权威主义条件下提高政治体制的社会合法性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出一种吸引人但也可能存在过度延伸的假设,即多层级治理的发展可能是在中国建立政治合法性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正如它可能成为欧洲探索重建陷入困境的传统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路径。中国和欧洲可能会采用多层级治理以加强各自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并强化其基础。这预示者对多层级治理极强的规范性和目的性的应用。

改革提案通过之后发生了什么?——韩国社会政策改革的两个层面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韩国的新社会救助计划为例,对社会政策改革进行全面分析,其中包括两个层面,即改革决策与执行。自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所执行的社会政策改革中,中央决策并未在地方得到完全执行。首先,中央决策存在赤字,并且体现在地方执行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框架立法'通过后,'上层'保守力量更为积极地参与决策进程,虽然最近发现'下层'亲福利力量也很重要。其次,地方执行存在赤字。本文揭示了法定政策面临三重执行障碍时未能依计划执行的几个原因。尽管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通过中央决策掌控改革,但却不一定能够控制地方层面的有效执行。

反思、重构与重塑:面向21世纪

2006年,我有幸在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作了第五届布芮班特讲座。当时的讨论认为需要对公共行政进行反思。事实上,这只是政府和社会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需要进行反思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反思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结构与功能,例如批判性地考量关于创新、生产力、就业和收入增长协同作用的假定。若政府想减小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缓解公众对未来的担忧,我们就该尽早对全球贸易的益处和局部失序的代价有清醒的认知。我们还需以当代话语阐明,哪些条件对开放、多元和民主社会的治理有利。应对这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趋势,需要用新的方式来协调个体利益和宏大的集体愿望,重新发现国家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阐明能够适应21世纪需求的国家概念。它既不是专制霸道的国家,也不是最低限度的国家,而是对其服务于集体利益的角色满怀信心的国家。本文呼吁要对现代国家进行反思,重新构建对表现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的预期,同时,以当代的理念重塑参与现代、自由、多元以及民主社会的含义。

关于制度差异对地方政府预算决策影响的固定样本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1996—2007年新泽西州178个K—12学区的固定样本数据,对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学校的预算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内韦西模型(Newey-West),修正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获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相比任命校董会的学区(Ⅰ类学区),选举校董会的学区(Ⅱ类学区)在降低学校支出方面更为有效。本研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学校系统进行研究,结果证明,管理制度上的差异是引起预算决策差异的关键因素,这个过程是通过影响公共官员所面临的激励结构、交易费用和代理费用而实现的。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时至今日,对公共行政领域里的许多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来说,制度差异对地方预算决策的影响问题都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这意味着通过明确校董会在制定学校预算决策时所负有的责任,学区的直接选举制度可以成为控制不断攀升的教育费用的有效工具,它既是有效的激励结构,也是一种约束机制。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有效管理预算会受到挑战,从而导致制度变迁,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制定与这种制度变迁相伴的可行的策略。

现代风险治理核心的混合性:比利时食品链安全案例

在风险治理的背景下,公共监管机构面临着哪些变化和挑战?透过雅克·舍瓦利耶(Jacques Chevallier)的分析棱镜,本文建议检视公共监管机构职责的变化,聚焦公共政策风格和治理手段。通过对比利时食品链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本文发现了监管的混合性,其根源在于支撑监管体系的公共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双重矛盾,表现为不确定性。通过对这种混合性的解构发现,支持公共监管机构活动及其评价的价值观表现出协商与冲突的特征。

分权化的善治过程中司法审查的作用:以多哥为例

对地方当局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助于分权的推进,因为司法审查调和了作为善治要素的合法性原则与自由管理原则。因此,司法审查成为旨在强化民主和公共行动效率改革进程中的一部分。如此一来,有必要给这种控制下一个适于这种一般背景的可操作性定义,能够体现制度改革是这一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如果无法确保对分权法律的遵守,尤其对职权范围进行重新划分的法律尊重,那么几年前始于多哥的建立善治政府框架下的分权过程就不可能实现。合法性控制为这一过程提供保障,在这一过程中由国家代表对地方当局行为的合规性进行审查。在多哥这样的背景下,制度改革必然与这种过程共存,就其功能来说,这种控制的模式值得推荐。

以给人民带来更贴近服务的名义?——对乌干达创建新地方政府辖区的解释

许多非洲政府以及其他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新的地方政府(LG)管辖区作为分权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有关分权的研究都集中在各政府层级的财务、政治和行政任务上。对地方政府管理区域的数量和规模的研究少之又少。通常,这些被看作是历史的偶然,但是现实并非如此。本文将探究围绕着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创建的理论依据而提出的五个假设,并在乌干达背景下检验它们的意义。本文的结论是,乌干达地方政府管辖区的建立并不符合给人民带来更贴近服务的政策目标,也未促进参与式民主治理。相反,这一实践不过是中央政府为了与小辖区建立选举联盟而改变选区划分的策略,以及为了保住权力赢得选票而扩张的新型世袭网络。

具有包容性结构设计的参与性过程如何为贫困社区分配资源:以韩国首尔的参与式预算为例

本文旨在探究参与过程结构设计的包容性与参与式预算中资源分配结果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韩国首尔的参与式预算为例,在该案例中,再分配并非明确的目标。探究结果表明,创建能够促进和鼓励公众参与的组织结构,已经促使首尔的参与式预算将公共资金分配给贫困社区。

尼日利亚40年基层革命的治理与政策相关性:1976-2016年

本文对尼日利亚持续40年的第三级治理建设计划进行了评估,该计划旨在改进作为非洲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非洲大陆仅有的两个联邦制国家之一的尼日尼亚的民主和发展愿景。评估依赖第二及第一手资料来源。文章发现,尽管多年来改革在结构、财政和人力资源能力的注入方面持续了多年,并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的改革,但是该计划只在军队掌权的前四年是成功的。文章提议通过加强所有三级治理的问责制安排和对城乡基础设施采取不对称的融资方式,从而使该制度适应于民间治理。这将使地方政府机构能够真正发挥基层结构的作用,从下到上建立和维持民主和发展,以对现任政府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形成有益补充。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重建

当前欧洲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十分奇特,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此前,公民通过结社为参与国家事务做准备,然而现在国家敦促意愿不稳定的公民积极参与市民社会。这种现象可归因为主流治理模式的改变和更加普遍的社会消融。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这两种相互交织的趋势,并讨论了可能正出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本文将当前流行的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本文表明,许多行动无论多么值得称赞,都存在着一个风险,即政府希望其公民参与和自我组织的愿望可能导致国家接管公民的创新行为,从而导致产生一个与自发的公民创新行为无关的人造的市民社会。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真正自发的公民行动将避免与国家合作,只注重内部,导致更广泛的公共价值观受到损害。因此,在这一领域,国家必须在鼓励和限制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