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阈下行政复议前置的二元重构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应当在行政复议前置的制度运行过程中得到贯彻,主要体现为行政复议前置范围扩张的规范化和行政复议前置案件的定分止争。当前我国行政复议前置的相关法规范存在设定权限过度下放、部门主义倾向严重、内在体系紊乱等问题,因此应当限缩复议前置的设定权限,仅允许法律设定复议前置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在程序法层面,由《行政复议法》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的专业化解、程序便捷以及重大利益保留的实质性标准;在实体法层面,由其他单行法律作出复议前置情形的具体规定,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的限制作用,适时修订、废止部分现存的复议前置规范条款,以防复议前置范围的无限扩张。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野下上诉率高的实践检视——基于E省法院审理的911件行政诉讼样本案件的分析

行政案件上诉率高是当前行政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上诉权—审理权”的内涵入手,就当事人角度而言,上诉率高的原因在于上诉权的行使较为自由、一审法院未能全面准确回应原告诉求以及被告补偿性地行使上诉权;就审理权角度而言,则是一审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未能准确把握、一二审法院审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以及实质化解标准有待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关注分配正义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坚持以新时代能动履职为基本方法,提升一审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此同时,法院与行政机关携手形成化解行政争议的合力,是解决行政案件上诉率高问题的有效路径。

检察视野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监督路径

目前,“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行政检察监督作为“后起之秀”,在实践中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需持续发力补足短板。对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予以阐释,并立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语境下的理念变革,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内涵、制度构建等进行论证,提出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察监督路径的初步设想,以期对优化检察监督格局、推动新时代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有所裨益。

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路径优化

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需满足避免程序空转的形式要求和回应实质法治的本质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主要表现在复议程序中行政化与司法化并存、特定领域实现了对行政争议的吸引等方面,同时也存在行政复议决定种类局限、行政复议调解未充分发挥优势等不足。为此,应通过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逐步细化行政复议决定种类的适用情形、优化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等,对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路径予以优化。

未成年人保护之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路径探析——基于化某某违法收养登记案展开

检察机关作为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负有全面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要求检察机关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律监督主体地位角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应推行“穿透式”行政检察监督,从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由个案向类案拓展,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促进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和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范式--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的视角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衡量标准不统一、检察调解协议有待保障落实、检察调解制度构建存疑等困境。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12个典型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实践提出了加大制度约束与裁量基准公布、保障检察调解后续程序公开透明、构建多元检察调解路径等建议,以促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避免“程序空转”,推进案结事了。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具有弥补诉讼、复议及信访不足的能力,且“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要求,对于全面提升检察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对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基于G省检察实践的实证考察,分析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基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角度对重作判决的思考

重作判决是我国理论认可的判决形式,其立足于行政行为实效性,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履职。但重作判决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立法及司法层面的不足,使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谦抑适用、“作与不作”边界模糊等问题,导致程序空转、相对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最终无法实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本文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角度出发,对我国重作判决制度完善方向予以思考:应当明确判决拘束力对行政机关的法律效果,并明确区分撤销判决与重作判决适用情形或条件,以及重作判决的内容具体程度应基于裁量余地理论。

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功能论析

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的确定,既标志着多元化解决行政争议制度的形成,也是行政检察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实践中因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而难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化解行政争议符合行政诉讼制度要求与现实需要。行政检察应立足于中央要求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从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角度,针对行政诉讼中阻碍行政争议化解的突出问题而展开。继续推进“穿透式”检察监督,强化对行政诉讼立案程序的监督,并以《民法典》和新《行政处罚法》为依据开展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提升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效率。

论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

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是指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时应先进行变更考察,不适合变更的,才考虑撤销等其他决定类型。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契合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激发复议机关复议能动性。其优先适用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逻辑上归因于行政复议制度的职权主义,在目标导向上指向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据此,为推动新《行政复议法》实施后行政复议变更决定优先适用的制度建构,应厘清事证瑕疵类、事证明确类、违反法定程序类以及超越或滥用职权类下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适用范围。

城市房屋征收领域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路径探索——以J省某市城市房屋征收诉讼数据为分析样本

住房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城市房屋征收领域征收结果不公开、协议内容不透明、暴力逼迁等行政违法行为表现突出。检察机关虽然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然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程序公正与征收效率相冲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单方推动力量有限、监督线索来源不足等多方掣肘。为助推市域治理现代化.强化城市房屋征收领域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有必要从完善法律规范、强化释法说理、坚持协同监督、打造数字检察等方面砥砺琢磨,积极稳妥推进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行政检察文书说理的基本结构

行政检察承担着法律监督、权利救济、争议化解三重使命。行政检察办案应当结论合法,并对生效行政裁判、涉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公允评价;回应当事人主张,推动当事人正当诉求得以实现;对各方争议作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通过释法说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多数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经历了行政执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多个环节,各方当事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行政争议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检察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行政检察办案应当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以保障实体公正、促进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目标。相应地,行政检察文书说理应当以实体公正说理为主,兼顾程序正当说理。其中,审查判断证据说理、认定事实说理、法律适用说理、案件结论说理环环相扣。审查判断证据及其说理服务于认定事实,证明标准说理、推定说理、举证责任分配说理是事实认定说理的基本方法。尽管通过法律适用及其说理通常可以得出案件结论,但案件结论具有其独特作用,案件结论说理的基本方法是司法裁量和价值选择说理。在结构上,行政检察文书说理以合法性说理为框架,以法律关系说理为主线,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

行政诉讼恢复效力判决的反思与修正

恢复效力判决由我国司法解释所创,但目前该判决类型尚无法对应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既有判决方式。在司法解释中,恢复效力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被置于同一条款且二者的适用条件未被严格区分。当复议改变决定实质违法、达到可撤销程度且已消灭原行政行为的效力,同时满足原行政行为合法或虽违法但须保留效力的条件的,才有适用恢复效力判决的余地。作为积极形成类判决,恢复效力判决与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存在某种冲突,但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作为隐含适用条件,可有效缓和上述紧张关系。尽管在法律规范层面,恢复效力判决已构成诉外裁判,但我国尚无禁止诉外裁判的原则性规定,且在具体条款中兼有隐含禁止或允许诉外裁判理念的实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原告提供更彻底的保护是此种判决方式被允许诉外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对恢复效力判决进行修正:细化该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的区分适用情形、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的隐含条件、为人民法院增设通知受原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义务。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的适用困境与纾解——以金钱给付行政判决为视角

基于对150篇样本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在金钱给付之诉行政案件中的适用范围正逐步扩大且所涉行政行为类型精细化、多样化,但因缺乏规范指引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重心产生偏移导致判决说理不充分,案件上诉率和申诉率高,服判率低;加之司法工作人员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的曲解以及对合法性审查原则较为机械地运用,使得程序空转等问题突出。欲纾解上述困境,应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库来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结合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的理论价值予以本土化修正与改造,并以能动司法为导向构造与之相契合的适用规范。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路径及其限定——段传江等诉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强制拆除行为及行政赔偿再审案评析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这一司法政策的提出,是法院在对行政案件作出裁判时追求案结事了效果的体现.然而法院并未具体阐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意涵以及该项司法政策在行政审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段传江等诉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强制拆除行为及行政赔偿再审案涉及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被违法拆除后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竞合的问题,法院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并从中解读出"及时解决行政争议"和"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要求,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诉请.该案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这一司法政策的适用条件、适用中所存在的张力以及适用中所暗含的价值取向;该案的后续发展也提示了该政策存有的边界,即所谓"实质化"不可忽视的局限.在裁判过程中应以权利救济为导向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但不可忽视行政诉讼制度内部及外部所带来的限定.

检察机关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以冒名登记结婚“过期之诉”为切入点

程序空转是制约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重要原因。法律形式主义则是程序空转的机制根源。回避实质判断的诉讼程序形式主义和回避实质作为的行政程序形式主义严重制约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尽管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形式主义的消极影响,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水平仍难令人满意。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可充分利用具有法律监督内涵的实质性手段,从行政检察的角度有效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质效。由于通过抗诉破除诉讼程序形式主义的实践空间较小,检察机关介入行政程序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检察机关可依据较为宽泛的授权规范,灵活运用检察听证、检察建议等督促性机制介入行政程序。未来可考虑构建检察异议这类强制性介入机制,促进形成检察听证、检察建议和检察异议互相配合的格局,从而提升检察机关介入行政程序的效果。

论现行《行政诉讼法》修改完善的方向

现行中国的行政审判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并经适当改造而来的,其与我国一元化的政治结构、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时空压缩"下的法治环境、科层制下的"政策实施型法律程序"等"中国语境"有着根本的抵牾,因此,其不能实质性地化解行政争议。应反思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移植与改造之路径,寻求行政诉讼发展之自我意识或许能够换来行政诉讼制度之重塑与再生。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支持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依法能动履职,不断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该项工作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一定程度影响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此,建议从形成法律制度框架,完善争议化解制度内容,明确构建路径(包括打好外部协作机制基础、争取地方立法支持、纳入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统筹安排)等方面,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入法”创造条件。

论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当前,“四大检察”的格局已初步形成,但行政检察监督制度面临案件来源单一、案件结构失衡、监督缺乏实效性等困境。其原因如下:行政检察规范依据不足、线索发现通道不畅、检察权对行政权直接监督效果弱、缺乏系统性监督、监督理念与能力滞后。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为:完善立法、健全线索管理制度、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效果、完善规范有效监督的多元化保障体系、革新监督理念并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研究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指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前提下,以当事人各方认可的方式,实现法律程序终结或者将行政争议导入新的处理程序,达到自然消解案涉行政争议,实现案结事了政和的履职目标。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智慧借助、案例检索精细化审查案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监督纠正、以抗促和、促成和解、服判息诉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同时,检察机关要积极履职主动担当,在化解超过起诉期限、遗落之诉、民行交叉等案件行政争议中发挥监督能动性,促进案结事了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