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组织

在现代西方国家,在传统的行政机关之外存在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组织,如公法人或公共机构甚至私法组织。在中国,有一些非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由法律、法规授权或由行政机关委托,也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对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组织进行比较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任务外包的正当性及相关纠纷解决

伴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调适,行政任务外包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日益频繁。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实践,行政任务外包在我国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理论支撑和现实基础。行政任务外包涉及政府与私主体责任边界的划定以及私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相关纠纷的解决需要结合合同性质以及合同权利义务,构建包括协商、调解、仲裁、诉讼、行政复议等在内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平衡的权利救济机制。

取决于行政任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定性——再问行政裁量概念的界定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属于行政裁量,直接影响到作为行政法“重镇”的行政裁量概念的建构与导控。分析显示,不确定法律概念内在的事实张力,否定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属于纯粹法律问题的设想。而对德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脉络的回顾,更透视出行政任务的变迁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分分合合的主导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行政法学应以我国政府当下面临的主要行政任务为切入点,选择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统一裁量理论”。

给付行政与行政组织法的变革——立足于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观察

给付行政的发展,使得行政组织承担着多元化的行政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行政任务被不断交由私人承担,一些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很多行政任务也开始越来越依靠地方基层组织。由此,行政组织法的纵向职权以及横向职权如何配置需要加以重新审视。

行政任务的多元化与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显著地引致了行政任务的扩展及其任务结构的转变。行政任务的数量、范围,以及内涵发生了变革性的扩张。传统行政法模式已然难以应景式地阐释和消解诸多现代性行政法问题。适应行政任务的多元化,现代行政的作用手段和组织形态因而呈现有别于传统的、多样化的特征。现代行政法因而面临结构性的变革,以回应社会发展对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控制行政权取向的行政法学向行政任务取向的行政法学的转变,则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种趋势。

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界限研究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基于需求膨胀与有限政府的内在紧张,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各国打破行政垄断、推行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选择。但基于国家任务之不完全可授性、公民权利保障之不可克减性以及法律制度供给之非充分性等法理,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并非毫无界限。应当在遵循基本权利保留、适度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健全立法保障、恪守行政谦抑、完善社会监督,实现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良好效果。

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中的担保国家理论研究

随着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兴起,国家实现了由执行者向担保者的转变。在理论上,基于民主原则、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和社会国原则,国家应承担担保责任,在实践中,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应分别需要通过合作法制的健全、契约规制的形成以及有效救济途径的构建三个面向来具体落实国家担保责任。

论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及其合法性

社团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社团分担部分公共行政任务的法理在于减轻国家行政机关的治理压力,并提升落实公共行政任务的效益。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处于国家治理的补充地位,在功能适当原则下确定分担领域,在服务性行政与秩序性行政上突出其特点。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需受到特别的公法规制,遵循依法行政原理之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在遵守普遍行政法理的基础上,对于各项专业性行业性突出的任务,亦需达成主体适格、依"法"执行、程序正当,并接受监督。经得起"合法性"的质疑,方能嵌入治理体系,达成国家治理目的。

公私合作中行政任务承担责任方式研究

公私合作中行政机关将部分行政任务交由私人履行,行政机关的履行责任转变为私人的履行责任,行政机关对私人所执行的行政任务负担保责任和监督责任。行政任务承担责任方式的转变给行政法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以担保行政为中心的担保行政法孕育产生。

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的国家责任探析

国家责任是国家历经不同阶段逐渐演进而形成的制度。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中,国家任务履行主体和履行方式的变迁促使国家责任形式发生转变。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中,国家责任分两种类型: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和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国家责任包括两种情况:其一,私人属于授权行使公权力的,私人承担国家责任;其二,私人属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由行政机关承担国家责任。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国家责任,国家责任表现为行政机关负担保责任。

行政任务视角下的行政组织法学理革新

行政组织法理论需要回应现代行政任务的变迁。将行政任务视角引入行政组织法研究有两方面理由:在现实层面,行政任务决定着行政组织的设置、规模和结构形态,行政组织是行政任务完成的结构性前提;在规范层面,宪法中"精简、效率原则"对行政组织的建构具有一般性的指导和约束作用,行政管理法的规定为具体领域内的组织建构提供个别的指引。任务视角的引入可以使行政组织合法性的内涵更为丰富和灵活,拓展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对象,关注规范、理论功能、理论框架,从而实现行政组织法的理论范式革新。

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律限度

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律限度,既缘于宪法原理规范与行政法原理规范,又与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本身所具有的风险相关。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定界限的确定可遵循我国现行法治规律,即"先行先试"式的探索确定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定界限。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事项范围的划定,不仅取决于行政任务的性质和特定行政任务的权力属性,而且与行政任务所处阶段和经济效益之下私人执行的比较优势有关。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程度界限的确立,需在个案情形基础之上,结合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不同身份予以综合判断。

行政任务、效能原则与行政组织法治

作为行政组织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组织效能原则的内涵和意义并未得到深入挖掘。行政任务视角的引入,有助于组织效能原则的精细化和规范性展开。行政任务是否符合“个人-市场-社会优先”原则,行政任务与组织形态、资源配置、行政手段是否匹配,行政任务的履行程序是否合适等,都是组织效能原则对行政的组织进行检验的向度。但是,行政任务的去留难断、多元冲突、分解组合、先后位列、长短效应等复杂属性,给组织效能原则的适用带来挑战。加之行政的组织极具政治性和裁量性,组织效能原则宜定位为兼具实质内涵和开放、反思性质的行政组织法治原则。进一步,该原则应当得到配套的法规范化,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引导、调控作用。

以民事合同方式完成行政任务的可能性——以“永佳纸业案”为例的考察

行政协议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确定的识别公式为“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行政协议”,并未考虑以民事合同方式完成行政任务的可能性。然而,该可能性完全可以成立于行政实践中的具体事实构成上。行政法学理中,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均承认以民事合同方式完成行政任务的可能性。实体性行政法律规范中虽未予明确,但由于民事法律规范向来予以认可,因此该可能性亦可在成文规范体系中成立。从法律制度构建这一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亦应对以民事合同方式完成行政任务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因此在识别行政协议的过程中,应考虑以民事合同方式完成行政任务的可能性。即便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订立的协议“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该协议仍有可能被定性为民事合同。

论体育发展行政法的多重构造

以《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为代表的体育行政法,系统地明确了政府的体育发展职责及其行为规范。体育发展行政存在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市场监督管理等多重任务规范构造。为了完成体育发展行政的多重任务,立法上明确了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政府和社会合作、社会参与等机制也相应导入,以期发挥各自优势和效能。立法也配置了规划、建设、运营等塑造行政,补贴、资金支持、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许可、合规、处罚等秩序行政的活动方式。由此,体育发展行政法已经形成了包括任务规范和行为规范在内的横向规范构造,包括基础层、应用层和管理层在内的纵向规范构造,也形成了行政的合法性、合目的性和绩效在内的多重正当性基础。

多元行政任务下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

在行政国家和福利国家背景下,行政机关担负更多更复杂的功能。行政任务、行政权力和行政控制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的正比例关系。在寻求行政权力控制上,宜采取"析权"的态度——分析行政权力的必要性和时空背景;既要控制行政权力的消极功能,又要发挥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无论域外还是中国行政权力的控制历程,都表明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在弥补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的功能性不足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既有的行政监督理论和制度在行政法学发展史上发生了多次中断,仍有复兴和重构的必要。

以私法形式完成行政任务——以福利民营化为考察对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民营化的现象与趋势在福利行政领域日渐出现,一些行政任务开始藉由私法方式得以实现。在此背景下,福利领域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互交织和混合的状态,而仅仅依靠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似乎已不能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也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而福利民营化之后,公法学的适用空间以及政府可能退出和再介入的界限也需加以关注和考量。

行政任务变迁下的行政组织法改革

公共行政改革的效能革新目标,在法治范围内更好地促进了行政任务的实现,成为勾勒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主线。而行政组织法学的分析框架,除应修正过去涉及的行政组织类型、中央与地方分权、行政机关编制、公务员法等传统内容外,更应考虑纳入外部竞争机制、整体运作模式、财政自主权、工作人员激励机制、任务、权限、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与监督等相关要素。行政组织法的改革,蕴含着行政法基础理论变革的新契机。

基于行政任务属性判断的行政委托界限

以权力和责任主体判断为归属的传统行政委托制度,缺乏有关行政任务何种条件下可委托完成的内容。行政法总论,尤其是行政组织法应当包含有关于行政任务委托行使的一般性配置规则。行政委托作为一种行政任务的履行手段,是达成行政目标"人的手段"向外的延伸。行政任务的属性对于其能否委托完成具有决定意义。对能否委托进行判断,首先需要从事务性质上确定任务系权力性还是服务性。如果是权力性任务,需进一步判断该"权力性"是形式还是实质上的;对于实质权力性行政任务,则需从纵向上观察分析,不包含权力性要素的准备和执行阶段事务也有委托的可能。

软性公共行政任务的硬性操作——基层治理中痕迹主义兴起的一个解释框架

痕迹主义是近年来党政机关兴起的一种新形式主义,其脱胎于形式主义却又不同于形式主义,两者都可能造成贻误核心工作、疏离干群关系、败坏社会风气、腐化干部队伍和浪费人力物力等负面影响,但两者在主要目的、行为属性、内在动力和发生场域上都存在明显区别。从公共行政任务完成的发生学角度进行考察,发现以排名管理为核心的硬性公共行政任务的落实体现为一种标尺竞争的横向逻辑,而以痕迹管理为核心的软性公共行政任务的落实体现为一种日常应对的纵向逻辑。横向逻辑主导下的竞争排名容易诱发形式主义,而纵向逻辑主导下的日常应对容易引起痕迹主义。而且,软性公共行政任务的硬性操作通过指标化、排名化和证据化三种机制正在加剧痕迹主义的蔓延和发展。针对当代基层治理中痕迹主义加剧问题,应该重点从排名适度化、指标严谨化和检查精简化三方面进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