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雏形。由此而开始的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使得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自觉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行政伦理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转型时期,行政主体失范行为显著,行政伦理在实践中遭遇多重困境。如何重构新时期的行政伦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学界流行的中心话语之一。

行政伦理困境与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其道德性 ,在行政行为选择中伦理动因占据着核心位置。行政伦理困境是行政行为选择中经常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 ,行政伦理困境与行政行为选择经常相伴而生 ,因此 ,谈及行政伦理困境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选择。

从110“四有四必”承诺谈警察行政伦理困境

110"四有四必"承诺带来了两种不同选择,其引发了行政伦理困境,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观点,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从公安机关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认为"破除保守,坚守宗旨,提升水平;建立联动,合理引导,完善制度"是走出警察行政伦理困境的路径。

公民参与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化解

公民都有权参与公共问题的治理,这是公共问题治理的伦理层面,是优先于公共问题治理的技术层面的。因而在此过程中,站在与公民对立面的公共管理者面临着的一系列问题就上升到行政伦理的层面上去了,他们必须处理好参与的始点、过程以及结果中所出现的困境,而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不断加强制度和德性两方面的建设,也只有这样,才能双管齐下,保证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我国行政伦理困境分析

文章阐述了行政伦理及其困境的涵义及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特征,重视道德教化,坚持德主刑辅,"以吏为师","立身为正"等,分析了我国行政主体面临的主要行政伦理困境,存在部分行政主体丧失行政伦理道德,多重角色冲突导致的难以抉择,无法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探讨行政主体摆脱行政伦理困境的对策,要加强行政主体"自律"建设、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

人工智能带来的行政伦理困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逐渐被运用到政务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对政府效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行政伦理困境。只有充分了解人工智能在政府日常管理的运用中所存在的各类行政伦理问题,才能为即将到来的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预先性的行政伦理准备。

差序格局视域下的行政伦理困境成因与出路

隐匿在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及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先在的不平等,在行政生活中易导致行政行为主体的"公德"与"私德"不分、"公利"与"私利"界限模糊,从而滋生公共意识弱化、利益关系"圈子化"、差别待遇与特权文化等行政伦理困境。要突破"差序格局"带来的行政伦理困境,就必须从观念和制度层面保证"差序格局"向"平等格局"的转变,剔除特殊主义和关系主义的伦理取向。突破这一困境需要加快推进社会改革,优化行政组织;破除官场"圈子"文化,强化行政的公共意识;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以道德和法律入手,强化对公共行政行为的控制。

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原因综述

目前,我国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遭遇了行政伦理困境,行政失范现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多数成员只意识到行政人员伦理,鲜有关注行政组织伦理。理论界对行政伦理困境有所关注,但是鲜有分析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因而本文就此问题将目前理论界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以探求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研究行政伦理困境的三个方向,包括健全相关法律、加大责任研究以及强化对公务员所掌控权力的研究。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本文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面轰击中提出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及其可能的解救之道。同时认为,我们实际上终会超越后现代主义,并使这个世界在更高层次上复归于平和与安宁,"德性—解释性行政人"的出现,将有望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得以解救,世界亦终将复归于乐观主义而充满希望!

行政伦理视域下的公安承诺研究——基于对山东某地公安机关的调研

公安机关的行政伦理困境因其对公安工作的不良影响,备受理论界和公安部门关注。公安承诺,特别是"阶段性承诺"是行政伦理困境的诱发因素之一。通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尝试对公安承诺进行再分类,并结合对山东省烟台市某地公安机关实际调研数据分析公安承诺的履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走出由公安承诺引发的行政伦理困境,应遵循"时效原则""层次原则"和"根本价值追求至上原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