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证券市场监管的行政作为

民国时期伴随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足发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管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并在实践层面尝试规范化建设。本文拟从监管的组织机构安排、监管方式、成效等方面探讨当时证券市场监管的行政作为,指出民国时期在中国经济从传统步入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试图强化政府规范化管理,然而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监管行为也因法制化及其运行的局限,以及财政干扰和行政寻租的牵制等诱因而致成效甚微,从而失去了稳定市场秩序、推动经济发展的意义。

试论行政作为请求权

行政作为请求权存在的条件有三:一是行政机关有作为的职责义务;二是请求权人有个人的权益;三是行政机关的作为职责义务涉及到相对人的权益。行政作为请求权的传统理论,即反射利益论、裁量权收缩论、内部规范外化论和法律规范细化论等存在问题与不足。行政作为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上的人民主权原则须体现在法律权利上;法律关系理论决定了人是权利的主体;有效监督和权利保护需要行政作为请求权。

论协商行政作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困境的出路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面临行政权力失范、政府公信力丧失、社会公众认同度低等问题。以强制为特点的传统行政模式与现代法治理念有明显的非契合性,而非强制性的协商行政则具有保障行政立法及决策合法性、科学性,促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能力等价值,协商行政应当是未来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之一。"改革永无止境",法治建设也"永远在路上",协商行政作为未来法治政府建设的选择必须坚持法治化进路,通过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的法治化,解决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从环境资源法理角度看河湖管理的行政作为

只有将江河湖泊定位为公众共用物,将公众的基本用水与企业的营利性用水区别开来,将天然的江河湖泊与人力加工的水产品(如瓶装矿泉水)区别开来,才能从根本上将水政府管理部门与水商品企业、政府对江河湖泊的管理活动和水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水政府管理行为与水市场行为区别开来,才能使政府对江河湖泊的管理接受法律授权、受到法律制约,才能将政府对江河湖泊管理的权力关进笼子,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水公众共用物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市场在水商品贸易方面的引导作用。

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的行政作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改变日益严重的工农业、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失衡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的行政作为主要体现在:改革机构,调整支农政策,提供财政援助,发挥农协的作用,实施新村教育以及建立监查制度。借鉴韩国政府推进新村运动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退耕还林中的县级政府行政作为

指出了退耕还林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阐述了县级政府在贯彻退耕还林政策和实施上级政府制订的退耕还林具体方案中的行政作为 ,分析了当前江西县级政府及其行政职能部门在退耕还林中的若干问题 ,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

行政作为模式影响“社会赏罚制度”的形成

任何一个单位、地方都必须有社会赏罚机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发挥扬善惩恶的作用,而社会赏罚机制的形成又受制于行政作为模式。因此,应十分重视行政作为模式的选定。

完善地方政府行政作为法律规制的思考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作为,是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行政领域制定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为推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奠定了法制基础。但不能否认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法律法规滞后或者不统一等问题影响了地方政府行政作为的法定效力和效率。对此,立法机关应当从法律规制上予以解决和完善。从立法层面解决行政作为的难点问题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政府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闲谈人地关系和行政作为

近年来有一些涉及土地方面的热门话题，老引起我想到“人地关系”，同时，无意间又会与经济转制、社会转型连在一起思索，随之也就很自然地联系到对“行政作为”的价值选择。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即使同站在一个地方，彼此视角不同，也会有“角吉、角吉”和“瓜戈、瓜戈”

师德建设关键要靠教育行政作为

案例中王校长的迷茫和困惑绝不是个案。屡禁不止的有偿家教，屡见不鲜的体罚学生现象，时有发生的教师岗位受贿，偶有发生的教师性侵行为已成教育的痼疾。应该说，王校长想借助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推介全国教师师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实现氛围的营造、典型的引领、法规的强化，目的和态度十分明确。然而为什么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个人认为，王校长的工作思路十分清晰，但措施还显得乏力，最重要的是没有争取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对其进行综合治理；另外，整治也没触及教师的个人利益。如何根治这些教育的痼疾？笔者从教育行政管理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行政作为:需要挖掘的信息元素——加工统计信息贵在阐精释义之一

统计信息是反馈统计活动和统计成果的重要载体，加工统计信息，贵在通过语言文字对统计事件的精华要义进行到位、精恰的阐释。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与多重功能——基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考察

政策试验是中国改革的常用话语叙事,各级领导人对政策创新的试验路径均给予肯定。政策试验通过局部地区的试点开展,构建议题学习网络,增进多主体互动,利用各方知识开展认知学习,从而推进政策创新与治理变革。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提出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功能定位”分析模型,区分政策试验的四种类型,即生成型试验、测试型试验、倡导型试验、拓展型试验,并分析不同试验类型的功能定位。生成型试验适用于深度不确定性的决策议题,政策干预的选项及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提出概念性质的愿景目标,传递出新信号,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创新探索,将愿景目标转化为操作方案;测试型试验适用于政策干预的内部效度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已经确定的政策选项,通过局部试点进行评估学习;倡导型试验针对外部效度的不确定性,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试验,从差异性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校准政策工具;拓展型试验针对内部和外部效度已经得到检验的政策工具,决策系统通过议题再建构,将新理念、新工具拓展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考察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改革历程发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经历了地方创新、多方参与、扩大试点、议题再定位的演化历程,发挥了方案生成、效果检验、经验推广、治理变革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互相衔接,共同构成了政策试验的功能图谱。在改革过程中,多方主体之间具有持续的互动学习,经由概念学习将模糊目标转化为创新方案,经由评估学习、示范学习、迭代学习,将地方探索的成功经验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表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对试验模式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政策试验的组织模式及功能定位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论行政复议的适当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被申请行政行为的两个审查标准。适当性审查与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表述不同但内容一致。合法性审查是形式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实质合法性审查,因此,适当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构成了一种从“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的双阶审查方法。在形式合法性已经确认的前提下,针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从合目的性、结果可接受性和利益权衡三个面向作适当性审查。

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论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

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要求,也有助于推进规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以应对市场失灵,配合国家政策执行等正当现实需求为基础。设定者应以许可事项与许可规制能力范围的匹配为考量,将行政许可用于适合由其规制的事项上。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还应恪守必要性限度,遵循自生秩序优先、柔性工具优先等设定原则,审慎利用许可规制,以求实现更好的规制。

基于OBE理念的农业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路径探析——以东北农业大学为例

在农业院校中,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基于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和持续改进3大原则,被广泛应用到农业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文章以OBE理念为指导,结合东北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实际,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路径。

违反上位法规定:偏离与背离——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为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备案审查中,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规定主要有“不一致”和“相抵触”两种情形。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不一致”,是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在调整同一对象的规范内容之间发生“偏离”。它可以分为符合上位法目的、原则的“不一致”和不利于上位法目的、原则实现的“不一致”两种情形。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相抵触”,是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在调整同一对象的规范内容之间发生“背离”。它可以分为背离上位法的明文规定和背离上位法的目的、原则(隐性规定)两种情形。对探索性改革措施和创设性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时,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审慎作出合法性判断。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算法隐患及其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作为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经问世便引发各行各业的关注和担忧。就行政决策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行政主体实施社会数据采集分析、行为预测、方案演绎,进而辅助行政决策的信息采集、关键问题识别以及决策方案的最优化实现。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的三个阶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训练数据库的片面性可能会导致信息的不公正、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算法黑箱可能会引发公众对行政决策透明性的质疑。若要最大限度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应当强化算法歧视治理、明确技术的辅助性地位、增强算法的参与性,以此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行政决策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