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镇教育行政机构发展历程、运行模式及变革走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乡镇教育行政机构经历了从隶属于乡镇政府到隶属于县教育局的转变。2002年起,乡镇教育行政机构归属于县教育局垂直管理,这一体制运行至今,各地乡镇教育行政机构名称复杂而多元,且存在多样化的模式。乡镇教育行政机构的地方属性,给乡镇教育管理预留了政策空间。当前乡镇教育行政机构重构的窗口期已开启,各地根据区域方位、县域及乡镇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居民点分布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做出适应地方实际的动态调整,成为未来十年的一个重要趋势。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协同治理原则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协同治理发生于主要参与主体,即国家公权力行使机关之间,以公共利益保护和客观法秩序维护为协同目标,以治理效能充分发挥为协同旨要,意在形成均衡、共赢的协同行为模式,倍增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效果。以法律原则理论代入,协同治理具备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充分理据。依某一法律制度基本原则之认定标准,协同治理原则具备担纲一项行政公益诉讼基本原则的当然资格。作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生成、实践、提炼而成的原创性准则,应当通过立法确认其基本原则地位,使之具有规范特质,有效指导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体系搭建和制度运行实践。

水行政联合执法与司法协作机制的实践与探索——以某煤矿铁路专用线水土保持案件为例

通过总结运用水行政联合执法与司法协作机制查处某煤矿铁路专用线水土保持案件的实例,剖析案件处置全过程,分析评价了水土保持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机制对监管部门、违法责任主体、政府、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正面影响,并提出强化监管过程记录、健全多层次监管体系、加大违法惩治力度等建议,以保障水土保持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升法律震慑力,依法管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量化评价研究

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遵循权力界限明晰、运行机制融贯的总体逻辑,其聚焦深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致力于从优化治理信息结构、创新协调合作机制、消弭治理风险3个方面创建“上下共治”的新格局。基于充分的理论依据,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分析工具,构建了我国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评价模型。通过对24个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裁量权基准量化分析发现,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已经建设了初步的制度框架,其中有10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得分较高,达到了良好等级,这些为后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依据。但是整体看,地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在总体设计、权力配置、举措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进一步的行政治理改革中,体育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切实转变观念,依托数字信息平台系统性开展建设工作。

行政诉讼立法的制度史考略——在学术与策略之间

《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领域的一部基础性法律,构成了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石。学者们或求诸宪法规范与宪法原理,或诉诸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诉诸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求诸于权威政治家和政治文件中的相关表述,通过追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说,来探寻行政诉讼法制定的理论支点。在法律颁布前,司法机关通过厘定受案范围,设立行政审判庭,积极慎重办好行政案件,参与行政诉讼法立法,成为稳健推进行政诉讼法形成的助力者。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最初散在于《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单行法律规范之中,之后随着行政立法研究组的成立,以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的行政诉讼法草案为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接续开展立法工作,法案历经三审,经过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于1989年4月4日获通过,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中的里程碑事件。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彰显了学人的使命和学术的意义,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体现了立法机关、学者和司法实务部门在立法过程中的“三结合”,体现了立法的公众参与,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论行政主体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确立及其实现

发放拆迁补偿款是行政主体基于公法义务作出的行政给付。我国土地征迁实践中的相对人重复领取补偿款追索纠纷多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行政主体提起民事诉讼面临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理论上,给付行政中的相对人基于公法领域中欠缺法律依据的财产变动获利,致行政主体受损失,成立公法上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我国在立法上应当确立行政主体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相对人拒不返还不当得利时,行政主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返还。在行政诉讼模式下,行政主体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实现还离不开行政诉讼相关制度的跟进,其内容涉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律参照适用、权利行使的限制等。

论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中逸脱机制的适用

自动化行政处罚背景下的裁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的应用提升了处罚的效率和客观性,但其“一刀切”的裁量模式导致了行政裁量僵化的现象,这违背了行政裁量的初衷。逸脱机制在破解裁量僵化的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在自动化裁量中探寻逸脱机制适用的路径提供了可能。构建逸脱机制需要在制度规则层面制定逸脱规范、划定逸脱范围、明确逸脱规则、公开逸脱规范,在实践运行层面规范启动主体和适用条件,在事后层面落实备案、更新数据、责任追究等保障手段。

非法经营罪的行政法限缩

作为典型的口袋罪,非法经营罪的泛化和滥用一直为刑法学界所诟病。又因为在空白罪状、罪量要素和堵截条款上明确的行政依赖性,非法经营罪与行政法尤其是行政许可制度存在密切关联,这就使对该罪的限缩不能仅从刑法体系内部进行探讨,还需要行政法的外部支援。鉴于非法经营罪的本质是国家借由刑罚对经济和市场予以干预,将此罪保护的法益限定于以行政许可为代表的市场准入秩序相较市场基本秩序更为适宜,也更能确保刑法和行政法在国家干预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和边界统一。相应的,作为非法经营罪入罪要件的行政许可首先需接受《行政许可法》对于行政许可实质与形式合法性的检视,其次还要根据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区分,对能够作为入罪要件的行政许可再进行类型区分。上述检视的前提是刑事司法机关对行政许可的合法与有效都应进行实质审查和独立判断,由此才能确保非法经营罪的定义和判断不至落入行政权之下。

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成本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构成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架构。法治不简单等同于法制,法治政府兼有“治我”与“治他”的二重意蕴。在法治政府范畴下,作为公共行政重要议题的行政成本治理获得刚性的规则与制度支撑,而残留的“法制思维”、分散的节约法规、特殊的行政成本与政府行为属性,均对行政成本治理法治化形成障碍。为此,应依托法治政府建设的政府治理现代化实践,转换行政法学范式,修订完善既有节约法规,构筑行政成本监督激励内生动力体系,实现行政成本治理法治化。

人工智能驱动下数字政府自动化行政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政府正成为行政治理的未来图景。由这一过程引领的自动化行政不仅带来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引发了对传统行政模式的深刻冲击和重新塑造的挑战。这些挑战体现在人工智能的决策透明度与“黑匣子”难题,人工智能行政决策的法律合规性和正当性问题,人工智能歧视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等方面。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数字信任、促进信息透明、界定独立决策和法律保留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以期为数字政府的法治框架提供有力的支持。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行政监管职权的配置

合法、科学的行政监管职权配置是实现监管任务目标的核心要求,也是构建行政监管体制的核心问题。当前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概念较为模糊、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导致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从本质上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事的是一种教育活动,属于民办教育机构,应当适用民办教育领域法律规范。然而,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中较少涉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行政监管职权划分的内容,行政机关面临权责边界模糊等监管困境。同时,由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监管涉及多方行政主体的参与,而相应的行政监管协作机制尚不健全,进一步阻碍了行政监管工作的开展。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领域,应当构建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制,并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常态化监管协作机制。

行政诉讼中大数据证据审查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诉讼实践中,大数据证据审查具有种类定位不一、审查强度有别和真实性争议大的特点。这折射了其所面临的三重困境,一是由新兴证据与封闭证据种类规则的不适应造成的种类定位难,二是由复审性要求与审查强度规则的不匹配造成的审查强度不当,三是技术或然性与真实性审查规则的不兼容造成的真实性审查难。未来有必要以证据方法逐渐取代证据种类,以比例原则为依据构建审查强度规则,并从数据和算法维度构建不同强度的真实性审查规则。

行政法视角下党内法规体系之重构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我们党“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1党内法规体系从“比较完善”到“完善”仍有提升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两项具体要求。

中国台湾光复后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的核心原因、利弊得失与启迪

1945年,国民政府突然将中国台湾光复后实行的行政体制从“省制”改为“特殊省制”。一般认为此是陈仪主导的中国台湾调查委员会设计所致,但随着史料的解密,发现中国台湾调查委员会的设计意见及方案是“果”,导致该转变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国台湾计划的改变。作为“特殊省制”,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组织架构和行政长官权力类似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带给中国台湾人民强烈的殖民遗绪之感,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埋下隐患。光复初期,中国台湾实行“特殊省制”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中国台湾有别于祖国内地其他省区的特殊性更决定了其具有临时性和时效性。

通用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问题与优化

通用人工智能对行政决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通用人工智能能够在输入端提高信息收集和分析效率,在决策端捕捉到问题的关键环节,在输出端确定最优化的决策方案,为实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助益。与此同时,由于通用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的迭代发育缺失、天然伦理缺憾与实践能效缺陷,在行政决策的不同信息运演阶段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信息输入阶段因信息收集的非全面性而产生的算法歧视难题、信息加工阶段因技术过度嵌入决策而带来的技术依赖难题以及信息输出阶段因人为设置或认知差异带来的算法黑箱难题。对此,应当对通用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进行优化,加强对信息和运算偏差的管理和监管以防范算法歧视促进算法公平,澄清算法在决策过程中的辅助性地位和工具性角色来保障决策安全,完善规范制定程序和建立算法披露制度以消解算法黑箱。

档案视角下行政立法的制度供给与规范引领

档案行政立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档案行政立法提供了新的制度空间和现实需求。聚焦于档案视角下的行政立法,剖析其制度价值功能、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通过梳理发现,当前档案行政立法存在理念滞后、内容粗疏、程序不完善等不足,影响了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在厘清档案行政立法权正当性基础的前提下,提出应从更新立法理念、丰富立法内容、规范立法程序、健全实施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进一步发挥档案行政立法的制度供给和规范引领作用。

行政审批改革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行政审批改革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对其中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会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基于融资约束程度差异检验发现,相比于融资约束程度低,在融资约束程度高时行政审批改革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著。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政一体化保障

基于环境问题的跨域性及环境事务的综合性两种现实因素,环境行政一体化已成为当前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命题。以管辖权为切入点,我国环境行政制度主要围绕三重法律关系展开其规制脉络,分别是央地间的层级分工关系、不同地方间的区际关系和同一政府系统中不同部门间的部际关系。由于管辖权分割模式所形成的碎片化治理构造与环境问题整体性特征之间存在非对称结构,环境治理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层级管辖限制下的央地事权同构化、地域管辖限制下的空间秩序错位以及事务管辖限制下的部门规制权限碎片化。生态环境不会因为管辖权划分这种非自然因素而割裂,因而行政机关应当探索契合生态环境自然属性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以环境事权的层级分工作为破解央地环境事权同构化的关键,灵活运用职务协助机制来实现广泛而适法的区际协同治理,深化综合执法以实现对环境要素的整体性规制。

浅议如何提高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成效

高校行政管理作为学校整体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教学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办学效率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和问题。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深入剖析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尝试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旨在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改进提供有益的参考。

某三级公立医院中层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胜任力现况

基于国家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三级公立医院对高素质行政管理队伍的需求,运用胜任力模型研究某三级公立医院中层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胜任力现况、探讨存在不足的原因,以期通过改进得以提升岗位胜任力。方法 运用胜任力模型开展问卷调查,通过SPSS 26.0和Excel对医院中层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胜任力现况进行描述分析并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 该医院中层行政管理干部胜任力总体水平为3.788±0.342,处于中等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得分最高,为4.828±0.430;得分最低的是“具备成就导向”条目、“较强的决策能力”条目与“具备创新能力”条目,分别为3.586±0.756、3.616±0.584、3.636±0.775;其他条目为中等水平。结论 该医院中层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占有政治素质高的优势先机、存在成就导向、决策能力与创新能力均不高的问题。建议: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形势背景下,针对该医院中层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胜任力现况,提供基于岗位胜任力需求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