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信访协议规制研究

行政信访协议作为纠纷化解的重要手段,内含公私兼容的特殊属性,游离于传统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之间,使得法院在裁判时难以对其属性进行准确厘清进而作出准确的心证结果。作为双方意思一致的产物,行政优益权的规制欠缺亦导致了对相对人权益保障的忽视,诱发了补偿标准不明问题的产生。应从行政信访协议属性出发,证成由行政协议所规制之可行性,最终通过对补偿标准的明确而构建完善的行政信访协议规制体系。

行政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

行政信访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但由于行政信访制度在功能定位与制度构设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局限,使得该制度在转型时期日益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对信访制度的现状予以反思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量其基本功能,设计其具体运作机制,以实现制度存在与制度效能之间的良性正向关系。

行政信访的范围研究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信访洪峰"的出现是信访范围无限化的结果。信访作为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理应有个范围界限。这个界限,不仅可以明确行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界限,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信访的功能和作用。

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制度悖论

信访法治化改革一直被视为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行政信访、复议、行政诉讼等各类救济机制之间协调配合的改革突破口。尤其是近年来,中央围绕信访法治化进程从程序建制、信息化建设以及清单渠道分流等制度面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然而,这些法治改革举措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制度悖论。信访救济的法治化趋势不仅可能会给基层治理模式带来冲击,更可能形成群众路线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内嵌冲突,如何处理信访法治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制度张力,并无损信访制度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续造功能,将是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的棘手议题。另外,从国家救济体系的角度观察,相比于行政诉讼等传统司法救济模式,对于当事人的渠道选择倾向而言,行政信访体现出明显的制度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各类救济渠道之间的比例失调,信访法治化改革应当具备一种国家治理体系构造的整体思维,行政信访的后续改革亟须各类司法救济渠道自身制度能力的提升配合。

中国行政信访的体制结构及其改革

行政信访的体制结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专职信访机构的设置,以政府专职信访机构为中心形成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以及行政信访与党委信访、人大信访、司法信访、政协信访等形成的外部结构。行政信访体制的整体结构近似于一种点状梯形结构,其核心问题在于,功能赋予超过了体制结构的负荷能力,体制结构的设置缺乏相应的权力配置,纵横向信访机构之间缺乏强有力的联结纽带。行政信访体制结构的改革必须使功能定位、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相互适配,并且以各级政府专职信访机构为中心,以具有实质约束力的督办权等为主线,将纵横向信访机构连接成一个整体网络。

法治与善治: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图景——以行政协商为视角

现代行政法治不只是简单的规则之治,而且还应是彰显公民主体性的善治。针对当前的实践诘难,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应积极回应现代行政法治的善治品性,通过法治化改革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的良性协商、互动,从而发挥其制度理性。为此,有必要以凸显公民主体性,弘扬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为核心将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建构为彰显并强化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并以之为目标导向,推进我国行政信访组织制度与处理制度之法治化改革。

新型城镇化、社会矛盾与公共政策——基于行政信访的视角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具有工业化信息化的生产力发展属性、人的城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社会发展属性。基于这些属性,新型城镇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在新型城镇化的这些内涵和特点中,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多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显现为若干具体制度、人和社会变迁的矛盾。为了有效运用政府公共政策发现、化解和解决这些矛盾,在强化社会管理总体格局时,尤其应该注重我国的行政信访机制影响和优化公共政策、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的功能和作用。

我国行政信访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逻辑

我国当下涌入行政信访渠道解决的纠纷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呈现出高度关联性。由于行政信访制度采用的是准司法的裁决模式,使其缺乏有效解决政策性纠纷的制度能力。行政信访渠道逐步成为信访人与政府部门进行政策博弈的场所。信访人的非正常信访活动和政府部门对于信访事项的法外解决,导致纠纷无法通过行政信访渠道得到依法处理。在未来行政信访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致力于提升行政信访对于公共决策的支持能力和推动公共政策及时调整的能力,优化现行的信访工作考核机制,融合刚性的法治思维和柔性的群众工作。

行政信访的功能分析

我国《信访条例》赋予行政信访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和怨情排解功能,而行政信访在实践中承担各种各样功能,其中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信访实践偏离了《信访条例》对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政治参与应是行政信访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是权利救济,监督行政与解决纠纷是信访的间接功能。我国应当根据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设置信访机构,将信访机构统一设置在人民代表大会内不符合我国国情,政府内部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信访机构是恰当的选择。应赋予信访机构主体资格,信访人可以针对信访机构不予答复的信访事项提起行政诉讼。

论行政信访

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一种法律传统,行政信访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文章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和精神,阐述了行政信访的概念、特征、原则、作用和程序,分析了各类行政信访主体在行政信访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探讨了行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信访分权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模式,这种体制不适合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化的形势,也不符合权责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的治理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改革应采取中央信访机构巡回制度、省级信访机构垂直管理的模式,并结合其他各项制度改革对信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借鉴国外经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信访分权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行政信访诉求的合意解决机制

《信访条例》未排除合意机制适用的空间。合意作为一种结果导向型的机制,相比裁决,其对诉求的实质回应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具有优势。但实践中合意机制的适用,面临程序难以启动、当事人难以理性开展合意、合意内容有悖法治精神、合意成果难以落实等困境。合意机制的设计应考虑对既有困境的调控技术。在行政信访框架下,面对复杂诉求的合意机制,是裁决的替补、而非替代机制,对其改良或建构应该考虑该特殊性。

国家-社会的双边代理与四向激励——中国行政信访制度功能转换研究

行政信访制度的应然功能既应当以适切于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实然功能为基础,又应当以合理的法定功能为依据,是实然功能、法定功能与运行于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态相互调适与相互匹配的结果,总体上可以定位于"双边代理-四向激励"功能。其中"双边代理"包括代理公民实现民意上达、政治参与、外部权力监督、诉求问题解决、诉求权利救济、提出意见建议,代理政府实现沟通宣传、民主治理、内部权力监督、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辅助政府决策";四向激励"是"双边代理"的延伸,包括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正、负向激励和对公民运用公民权利的正、负向激励。这种功能定位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及其承担方式将随社会政治生态的不断变迁而持续调整。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目标定位

当前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所遭遇的实践诘难应归因于它所涵摄的协商理性未获得法治化表彰。因此,将行政信访建构为彰显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应当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环境下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导向。唯有通过强化行政协商才能促使我国行政信访价值的回归和制度理性的彰显,让行政信访在凸显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促进主体双方良性互动、理性合作上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善治的发展。

试论我国行政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完善——对国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行政信访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方式,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信访机构的地位不独立、人员素质不高、调查权限较小、信访建议权威不够以及与诉讼救济关系模糊导致行政信访救济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通过对国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考察与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改革行政信访来完善其救济功能。

行政信访法制化途径研究

行政信访制度作为一种在我国已经沿用几十年的行政法律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今对于行政信访的研究多数却停留在行政学、政治学或社会学角度,从行政法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的却少之又少,文章从该角度展开了对行政信访制度的研究与探索。文章主要对行政信访制度的认识、现状分析以及当前我国信访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行性探究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行政信访中申诉专员制度引进的商榷

行政信访改革成为近几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热门话题。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可以移植申诉专员制度改革行政信访,并提出了人大信访委员会模式。申诉专员制度拥有许多优点,但好的制度不代表是适宜的制度。在对其进行一番冷思考后,申诉专员制度与我国的政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诸多冲突。该制度的移植不仅在原则上不被允许,即使改造后引进,在现行制度结构下的改革效果也十分有限。分解行政信访功能,弱化直至废除纠纷解决功能,解决行政信访功能错位的现实问题,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信访改革路径。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与日本行政商谈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我国《信访条例》所确立的行政信访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行政救济。行政信访救济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比较具有成本低、救济力度更大、手段更佳等优势,但其现行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机构设置缺乏专门独立性、职权不明、缺乏程序规范等缺陷。从功能上而言,日本的行政商谈制度类似于我国的行政信访制度,其机构及人员的专门独立性、有力度的职权、受理范围的广泛性、渠道的多样化等特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党领导下的行政信访法治化——以《信访工作条例》为视角

信访工作是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体现着特有的“中国智慧”。作为信访工作的重要组成,行政信访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信访工作条例》为依据,彰显法治化进路,其价值意蕴在于遵循党的领导、强调人民至上、依托制度保障、追求公平正义。

行政信访制度的司法化与非司法化研究

学界关于行政信访制度的激辩重心已经从存废之争转为优化之争。中国行政信访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土壤,行政信访制度的法制化进程不应脱离社会的实际而随意跨跃式前进。应当针对行政信访制度的独特纠纷解决机能,作司法化和非司法化并行的双轨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