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公产的法律界定

公产是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它作为行政法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用以确保公共行政服务的完成。由于缺乏准确的识别依据和界定标准,公产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行政法治体系中的软肋,只有厘清行政公产的构成要素,划分公产与其他财产形态的界线,方能对公产进行科学的法律界定,进而在行政公产的法律治理中做到有的放矢。

行政公产视野下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初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其中法律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法律责任的落实不可或缺。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环境属于行政公产,因此,政府对环境具有无法替代的首要监管职责,基于此,政府也应当承担监管不力和失误的法律责任,包括环境宪法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

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问题研究——以行政公产为视角

公有公共设施是行政公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由国家赔偿法对其致害的情况进行调整,我国并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只是将其中一部分作为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这样做致使大部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案件无法可依,也不符合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和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考虑到公有公共设施的行政公产属性,需要将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法范围。

行政公产中的所有权制度演化及其法律效应

行政公产是行政主体行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传统所有权制度将所有权视为一种绝对权而排斥行政公产作为所有权制度的存在。随着社会所有权制度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开始弱化所有权的绝对因素,同时对所有权的行使划定公共利益的界限,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行政公产得到法律的认可,也使授益行政行为的作出成为可能。

行政公产的理论问题探析

在我国,行政公产仍然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但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的意义正日益显现。文章在对大陆法系国家公产制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公产的理论内涵应当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直接公共使用的目的而所有或管理的财产。行政公产的融通、公用征收等都严格受到一定目的和条件的限制。

试论行政公产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

在我国,行政公产仍然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但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的功能正日益显现。在对大陆法系国家公产制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行政公产的理论内涵,其次结合行政公产的分类进一步说明了行政公产的内容,最后从行政公产的融通、强制执行以及公用征收等都严格受到一定条件和目的的限制角度分析了行政公产的法律特征。

行政公产理论问题研究

行政公产是行政主体履行公共行政管理 ,给付公共福利的物之手段。行政公产的内涵不只仅涉静态之物 ,亦包括了动态的行政债权。对行政公产可从三个基本的方面予以分疏。行政公产有诸多不同于私有产权的法律特色。

浅析行政公产的概念

在我国,行政公产仍然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但其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的功能正日益显现。本文试着在对各国(地区)公产内涵的考察和梳理的基础上,再通过对公产构成要素的分析及相关概念的辨析,对行政公产的概念作出界定。

行政公产的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公产是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行政公产理论却是我国行政法学上长期受漠视的一个领域。只有了解行政公产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较为明确地界定行政公产的内涵、全面分析其特性,并认清研究行政公产理论的意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公产理论研究,同时可以更好地对公产进行治理。

基于行政公产理论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行政公产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它的研究要受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文化遗产属于特殊的行政公产,对它的保护除应遵循公产管理的基本原则外,还应注意到自身的特殊性。张谷英村作为典型的文化遗产,通过行政公产理论的视野对它进行研究,不仅便于了解文化遗产管理的现状,还有助于发现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论行政公产致害赔偿责任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行政由过去仅是消极维持秩序的权力行政而变为积极的服务(或称之为给付)行政。行政公产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对行政公产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制度,而我国学界对此问题很少提及。在出现了不少公产致害的赔偿案件后,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对其属于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一直也难以断定。因此行政公产致害赔偿责任的研究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试图通过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法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进一步推动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理论的研究,从实际上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同时有利于完善和规范国家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论行政公产的内涵和范围——从物权法的视角浅析行政公产

一、行政公产的内涵(一)物权法的所有权制度为行政公产提供了法律土壤。2007年3月16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一部明确物的归属、

行政公产基础性问题研究

行政公产是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行政公产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仍待厘清,只有明确界定行政公产的概念,全面分析其特征,才能提高行政公产理论的研究水平,更好地助推我国行政公产治理的法治化。

我国行政公产制度基本问题探析——以法国为参照

公产是行政法学的重要一环,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条件。由于长期缺乏准确的界定标准及应有的关注,公产制度一直都是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的软肋。法国公产制度由来已久,理论娴熟,无论是公产的概念、范围,还是正当使用,都值得深思和借鉴,以厘清我国行政公产的基础性问题,从而对公产进行科学界定。

行政公产致人损害救济途径的缺陷与修复

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公共服务理念正在或者已经取代公共权力理念,行政机关通过对公共设施等行政公产的设置与管理,积极回应了公共服务理念的需求。1但是伴随着行政公产的设置与管理存在的缺陷、瑕疵而致人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具有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是,国家赔偿法只考量了作为行政的人的手段致人损害的国家赔偿问题,却未涉及作为行政的物的手段致人损害的赔偿问题;即便法律上给予行政公产致人损害预留了民事救济途径,却忽略了诸如行政公产设置及管理关系的复杂性,公产的使用人与公产的所有人并非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更未考虑作为行政公产设置与管理者的行政机关在民事赔偿强制执行中的特殊性。

论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

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包括“相对人”所负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和“国家”所负的“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两种形式。本文通过对这两种给付的比较,以及对西方社会中对国家所负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的研究,指出我国对国家所负的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执行的极端软弱性,因而建议扩大公民的法律请求权和有关国家机关的强制执行权。

公产法视角下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以F省第一轮公车改革实施情况为例

公务用车的法律定位是行政公产。从F省第一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看,公务用车在设置上存在目标模式偏差;在使用上欠缺行政效能,适用事项和程序不清;在管理上具体规定和配套制度乏力,共享平台建设薄弱;在监督上仅限于内部监督,未能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进一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需要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给予支撑。为此,建议明确公务用车制度的设置方式和程序,确立科学合理的设置制度;遵循合法、不违背设置初衷和最佳使用的原则,形成高效便捷的公车使用制度;加强"公物仓"建设,健全规范严格、资源整合良好的管理制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建设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制度。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行政法观察

对于行政法学知识体系来说,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在传统上与法国的公务特许和行政公产利用理论相联系,在当代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公私协力理论相呼应。厘清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在行政法上的地位,有助于澄清理论上存在的一些争论,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导。

论国有企业的公产地位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公产区别于行政私产的本质特征在于是否服务于公共行政目标,从而被赋予了某些具有公法属性的特权,并承担了某些具有公法属性的特别义务。我国的大型垄断性的国企属于公产的范畴,不具有垄断性的中小型国企则属于"准公产"。为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应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纳入公产企业概念的范畴,将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纳入行政法的体系,通过制定和实施《公产企业法》实现对国企的有效规制,其中公产企业的甄别制度、公产企业的分类制度和公产企业的特别义务制度是《公产企业法》的三个规制重点。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Era of Open Data

In recent years,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seem to find new impul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spective of open data that invest the public system at a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vel. Public institutions tend to mak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more data a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the manner of use of public goods and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each institution is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the demand of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by citizens who increasingly use Internet 2.0 and social media. After a reflection on how public administrations acted in the phase of Web 1.0 to practi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lements of continuity and the new opportunities linked to the advent of Web 2.0 and open data. At the end of this analysis, the focus is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is process, with a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