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认定的特殊规则——以监督管理职责为逻辑起点

法定职责是普通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资格的核心要件。以负有法定职责作为适格被告的认定标准增加了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难度。与以“个人利益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普通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应以功能主义模式为进路,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中案件适格被告的认定规则。立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设计,应将内部层级监督职责、宏观管理职责、行政决策职责、规范性文件制定职责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有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凡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具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研究——以乡镇集体企业土地出让问题为视角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新入法律规定的内容,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内容存在衔接问题。现行法律规定的被告及最高检公布的指导案例均为行政机关直接行政行为,对于间接行政行为适格被告缺乏法律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受阻。以乡镇土地开发事宜委托其他组织代管产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作为切入点,以确定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为目的,引入行政委托、隐名代理、法人人格否认等理论,结合法律解释方法和立法技术知识,以明确间接行政行为行政公益诉讼被告的认定路径。

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判定范式——以乡（镇）人民政府为讨论对象

司法实践中对乡(镇)人民政府能否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存在不同的解读。以两个不同省市的不同案例为切入点,分析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适格被告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考虑到逻辑理性,依照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判定范式,行政公益诉讼被告资格认定的侧重点在于监督管理职责。通过分析,发现"监督管理"等同于"监管";"监督管理"实质是"监督式管理";区分"监督管理"和"管理"不应仅以法律条文表述为基准。因此,认定"监督管理职责"应当一案一议,以鉴别管理职责是否附带有监督属性。依照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判定范式,乡(镇)人民政府具备成为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的可能性。

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下的行政诉讼适格被告——评“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再审裁定”

最高法院对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案的再审裁定,涉及在被诉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下如何认定适格被告的问题。法院应当首先依据推定规则对被诉行为实施主体进行推定,进而,应当结合“能力要素”“实施要素”和“独立责任要素”认定适格被告。其中,“独立责任要素”取决于法律、法规、规章或相应制定主体的决定是否合乎职权法定原则地直接或间接授予被诉行政机关或组织独立行使职权。据此,程宝田案中的适格被告应是历城区政府而不是最高法院裁定认定的华山街道办。

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适格——欧盟各国的发展情况

环境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诉讼中,原告适格问题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事项。欧盟各国以《奥胡斯公约》及欧盟指令为轴心,通过各自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如民众诉讼制度、制定特别法承认团体的原告适格,或通过扩大传统的利益概念,扩大法保护的对象等不同方式达到扩大原告适格的目的,实现公约所保障的司法参与权,使得司法保障成为环境政策中不可欠缺的制度性手段。

试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确认

试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确认贾怀廷，郑永强一、行政诉讼中被告资格的构成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主体资格，即什么样的机关才有资格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诉讼主体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弄清楚被告主体资格的构成条件，对于在实践中正确确认适格的被告具有重要指...

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适格标准的分析——对行政诉讼中原告适格理论在新形势下面临相关问题的思考

为了遏止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无法得到有效救济日益加重的趋势,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传统原告适格理论存在矛盾。本文从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局限性分析出发,在论证其对公共利益司法救济的局限性基础上,进而论述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对原告适格理论的拓展,最后在前面两部分的基础之上,探讨一下行政公益诉讼原告适格的理论模型。其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为本文重点。

高等学校是否适格行政诉讼被告的思考

高等学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管理关系,其对学生作出的惩戒行为,是一种内部管理行为,不同于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学生认为学校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将高等学校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因为高等学校不具有行政法律意义上的可诉性,故高等院校作为行政诉讼法之被告不适格。

论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

本文在借鉴国外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上 ,指出公益行政诉讼是为了排除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的阻却而在无传统诉权人的情况下 ,为公益目地而设定的一项救济制度 ,分析了公益行政诉讼的范围 ,赋予了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起诉资格 ,并进一步探讨了通过纳入法律援助制度、设立前置程序、放宽原告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及防止滥诉来保障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

公立高校为行政诉讼被诉主体适格性探析

近年来,公立高校屡屡作为行政主体被推上被告席,法院对高校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适格性作过不可置否的判决。而公立高校在何种情况下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和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方应有的诉讼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文中在分析公立高校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可能性、法律依据和实践的前提下,提出完善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对策。

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资格探讨

虽然近些年来各地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的案例也有很多 ,但在立法缺失的现实状态下 ,理论上对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的诉权问题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本文从诉权理论的发展角度 ,认为公益诉讼中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分离是诉权开放的表现形式之一 ,完全可以从诉权的社会化中找到理论依据。同时 ,本文还从检察制度的发展以及立法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市民状告青岛规划局行政许可案——兼论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案情 2000年10月20日,原告杜文、慕米良、钟建立代表三百多名市民(以下称原告),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状告青岛市规划局。诉状称:近日,青岛国信公司在青岛音乐广场北侧距海岸不足10米处,开始开发建设住宅区。经查。

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路径选择

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使环境公共利益获得司法救济,是维护和保障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举措和有力保障。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体的制度构建需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及时细化明确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管辖法院、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问题。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浅析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例频频见诸报 端,而且该类案件在法院行政诉讼中也占有相当比 例。该类案件常见的有:与户籍等有关的管理行为、土 地发包行为及其他与村内公益事业有关的建设和管理 行为。案例一:某幼童诉其母所在村委会户口登记案。 该幼童之母嫁往城镇,但户口仍留在原籍未迁出。该 幼童出生后,其母欲将该幼童户口落在本村。该村不 同意,该幼童以其母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为行政 诉讼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案例二:某汉族木匠在一以 回民为主的村庄长期从事木工,后在该村落户、分 地、建房。但在新近一次土地承包过程中,该村不再 给其分配承包地,由此引发行政诉讼。案例三:某村 以收取的荒地承包费修建已被乡教育组决定停办的小 学,引起村内部分村民异议。部分村民遂起诉所在村民 委员会。

刍议行政诉讼中因授权而产生的被告主体资格确认

行政委托与行政授权的区别直接作用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开展，并因之而产生一些实际问题。人民法院在开展行政诉讼活动中如何确认因授权而产生的被告主体资格，就是其中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行政委托与行政授权的区别为线索，对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法律内涵及因授权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主体资格确认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试论特殊情况下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尤其是特殊情况下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一直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深层次剖析这一问题,对于在实践中正确确认被告资格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特殊情况下被告资格的确认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点就在于它既要符合一般情况下被告资格的构成要件,同时又具有其区别于一般情况的特殊性。因此,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就有必要对此问题一分为二进行阐述。一、一般情况下被告资格的确认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原告指控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经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从这一概念来看,笔者认为,成为行政诉讼被告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构成条件:(一)行政诉讼的被告须是行政主体,即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二)被告原则上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必须是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党政机构改革背景下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问题研究

2018年两会之后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体现了党政机构合署合并这一改革的新思路,在此背景下,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从行政诉讼法中被告的确定标准出发,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确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相关规定,分析在此背景下,行政诉讼被告确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认定标准

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职责分工模式下,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综合监管职责与行业监管职责容易混淆、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易界定以及行政机关之外的履职主体角色难以认定等适格被告认定难题。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以“行业监管部门为主”为被告认定原则;在职责分工出现争议时,应当向政府制发明确履职主体的检察建议,达到“以点带面、以案促治”的案件办理效果;对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履职主体,应当采取问“实”而不循“名”的认定方式,在区分职责性质的基础上加以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