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制到法人制:乡镇企业管理结构变革的必然选择

行政制在中国的乡镇企业中能够发生和发展,是因为它在本质上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了当时的基本国情,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它越来越显示出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乡镇企业改制对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同时也使经营者和职工普遍受益,因此是一个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它必将为乡镇企业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规范的法人制的建立尚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做好由行政制到法人制之间的衔接和过渡工作是必要的。

我国智能投顾行政规制路径转变之思考

智能投顾是一项深具金融科技代表性的金融服务,随着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暂停服务,服务平台全部被叫停。从行政监管角度分析,“机构”监管模式不适应智能投顾发展,“命令-控制”监管形式下法律监管制度滞后,“确定性”规则的适用限缩智能投顾功能。国家机构改革完成了智能投顾行政规制路径转变的第一步,通过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等综合性监管方向的转变,“命令-控制”型到“实验”型规制形式的转变,“确定性”规则到“包容性”原则规范理念的转变,进一步为完善智能投顾行政规制路径转变提供新思路。

行政备案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制

备案管理法治化对备案管理措施适用范围规制提出了现实追问。目前,备案管理措施运行实践存在类型设定庞杂化、设定依据宽泛化与规制功能异质化等泛化困境。备案管理措施适用范围规制失范可能会引发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因准入门槛不当降低所诱发的市场规制失灵风险;二是因被动监管所引发的监管懈怠缺位风险;三是因柔性监管所引发的监管权威侵蚀风险。基于备案管理措施的内在属性并根据必要适当性原则要求,应当在充分平衡备案管理措施类型因素与外部效应的前提下,从主体要素、公共资源要素配置、风险要素控制和信息要素四个层面对行政备案管理措施适用范围作出限制性规制。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实践检视及完善路径

行政规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弥补民法规制与刑法规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防止相关主体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然而,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存在立法内容的涵盖性有待加强、监督制度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处罚制度的严谨性有待强化、救济程序的规范性有待提升等方面的不足,应通过完善现行立法内容、优化行政监督体制、调适行政处罚机制、改进行政救济程序等路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予以完善。

基于行政过程论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律规制

时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机制。作为政策性市场,行政权对其构成与运行具有基础性意义。为全面把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全貌,有必要通过行政过程论进行整全性、动态性考察。在行政过程论的范式下,碳排放权的生成源自行政机关的确认,包括权利主体资格的确认和碳排放配额的确认。而后续的碳排放权交易和核查清缴过程,离不开行政主体的规制。这种规制既包括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或制裁在内的硬性方式,以强制性义务或责任为约束;也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在内的柔性手段,以市场主体配合为目标。

行政规制扩张与中国网络犯罪的预防治理转型

大幅度扩张行政规制的预防治理功能,成为中国应对“网络犯罪+数字社会”双浪叠加的全新举措。专门化的犯罪预防义务、敏捷性的行政监管机制、膨胀化的行政法律责任作为行政规制扩张的三重机制,分别带来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被动的刑事打击到主动的风险预防、由后端的犯罪结果规制到前端的临界行为调控三组变革,网络犯罪的预防性法律制度随之逐渐兴起。预防治理导向下的行政规制需要实质判断网络平台对犯罪预防义务的履行程度,引导网络平台成为具有犯罪治理属性的“公共责任公司”;引入动态分级机制和豁免条款提升行政监管的灵活性与整合性,避免未知网络犯罪风险陷入管控与纵容的“二选一”难题;强化行政法律责任的“网络惩戒”属性,实现对网络犯罪前端临界行为的源头治理。

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行政规制

网络爬虫是一项能够根据指令自动搜索并抓取指定网络信息内容的新兴互联网技术,存在被滥用之风险。作为爬取网络版权数据信息的工具,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对于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规制多见于民法与刑法领域,忽视了行政规制。目前存在的网络爬虫行为侵权规制过于依赖司法手段、缺乏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的必要规范以及行政机关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的互联网监管缺失等问题,阻碍了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行政规制的应用与发展。对此,可以从构建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全覆盖预警系统、完善网络爬虫行为版权规范内容和设置网络爬虫使用者自律管理义务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行政手段遏制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保护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新时代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变革的反思与完善

当前,我国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变革的实践探索大体存在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处罚”裁量权界限不清、行政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责任重复适用、环境执法权“上收”与执法力量“下沉”相冲突等问题。提炼其共性特征可知,这些问题都可归结为整体主义思维缺失导致的制度变革之间的冲突与抵牾问题。鉴于此,需依循整体系统观提升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处罚”的规范化水平,完善行政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金钱类责任的折抵规则,并实现环境保护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与综合执法改革的有机衔接,以从事理与法理双重维度确保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变革的统筹性推进。

情境视阈下科学传播分类行政规制研究

围绕情境视阈下科学传播的分类行政规制展开研究,从分析典型科学传播模型特征入手,梳理不同情境下的模型组合及表现。在此基础上,区分典型科学传播情境提出分类行政规制策略:强化科学传播促进科技创新行政规制的协同性和引导性,突出重点领域应急科学传播行政规制的强制性,加强国际科学传播交流行政规制视野的开放性。

商业领域人脸信息处理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信息时代,生物识别技术及其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指纹识别到人脸识别,不断推进。提高生活便捷性的同时也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活动中,人脸信息蕴含的商业价值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商事主体作为人脸识别技术的掌控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往往没有处理好人脸信息泄露的危机。目前,我国对于商业领域人脸信息处理的规制机制分散于民法、刑法和部分行政法中对个人信息的规定。由于人脸信息的特殊性,以及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在保护人脸信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行政法的规制作用。

浅析格式合同行政规制的必要性及困境

合同作为私法领域中体现自治原则的重要交易方式之一,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为了促进交易便利、快捷而出现的格式合同,在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并且运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其贡献的另一面,也逐渐出现了对合同公正性和自由性的破坏。因此,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也非常有必要,目前的主要规制方法集中在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行政手段作为灵活度最高的规制方法,在笔者看来是最具有优越性的,然而行政机关本身存在的偏向性和非专业性也导致了对格式合同规制中存在的效率和公正的平衡之难。本文意旨于通过运用法教义学理论,通过逻辑分析了格式合同本身特性和行政机关在对其规制时其所具有的困难,以及行政机关做出合理行政决策难的问题。

人脸识别技术商业应用的行政规制及其优化路径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交通、医疗、安保、金融支付、销售等领域。然而,基于其唯一性、永久性与侵害后果的不可逆性等特征,人脸识别技术商业应用过程中的潜在法律风险也不容小觑。着眼于非政府部门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应正视行政执法环节风险规制的缺陷,在规制技术应用风险方面有所作为。文章从明确商业领域人脸信息处理原则,落实知情同意原则,构建行政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事后处罚制度框架等维度提出了优化方案,以促进各类主体合法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数字化行政方式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AI数据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和数字行政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愈加重视的领域,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已经渗透到了行政法领域,数据算法嵌入下的传统行政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字化行政方式在打破时间空间束缚,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获取权利,保障公平公正的规制效果实现的同时也引发了行政领域的诸多风险和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法律规制及其界限,在平衡技术理性和法治追求的背景下使其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行政规制视角下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护

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法律的内容来看,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当中的行政规制途径主要体现在规制主体、规制实施、规制问责三个要素层面。但在当前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中行政规制的实施仍面临诸如规制主体不全面、规制实施困难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行政规制治理体系不够完善,法律制度的设定与适用存在价值失衡。为此,可以考虑通过推进网络保护上位专项立法、完善监督制度设计等措施补足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面临的短板,同时加强与多方的共同合作,完善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中的行政规制路径。

行政垄断规制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质量?

高水平创新需要高活力市场,高活力市场离不开公平竞争。研究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颁布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规制地方政府行政垄断的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研究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影响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创新目标导向高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质量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技术创新具有同群效应,且这一效应在企业层面放大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研究对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质增量”具有重要启示。

自媒体洗稿乱象的行政规制:依据、主体与完善

对于洗稿这一新型的版权侵权行为,目前尚无法律规范对其概念、认定、适用、行政监管以及权利救济等进行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出现认定标准不统一、维权困难、监管障碍等难题。在此背景下,由政府出面,对自媒体洗稿行为加以行政规制,既回应了广大原创作者和守法经营者的维权呼声,也是政府在面对市场乱象时必然的治理选择。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化研究——以行政法规制为视角

网络直播营销是借助互联网经济发展起来的新型电子商务模式。近年来,直播营销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流量造假、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维权困难等乱象,亟需更具主动性、灵活性的行政法进行规制。然而,我国行政法在规制过程中存在行政法律规范位阶较低、黑名单制度适用条件模糊、直播营销主体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缺陷、行政处罚力度较弱且柔性规制手段缺乏、行政救济渠道不完备等问题。在坚持包容审慎、共管共治等原则的前提下,立足于我国网络直播营销现状,通过制定专门部门规章、完善黑名单制度、重新设定直播营销主体市场准入标准、强化行政惩戒和柔性规制、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完善行政救济渠道等措施,助力我国网络直播营销的健康发展。

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行政规制探析

互联网的发展为我国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与此同时网络谣言的传播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行政规制是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手段,但现行行政规制存在治理理念滞后、治理方式单一等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信息处理模式发生转变,网络谣言治理应当转变传统信息处理模式,通过建立完善法律规范体系、规范监管责任主体、加大信息公开等方式,重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行政规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