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视角下哈长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化及优化调控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部分地区行政区划设置制约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问题逐渐暴露,行政区划调整成为各级政府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工具。从城市群尺度研究城市存在的行政区划问题、统筹优化行政区划格局有助于提高行政区划的全局性和系统性。利用空间场能模型,分析2010一2020年哈长城市群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得出结论:(1)哈长城市群区域发展极化现象严重,长春市、哈尔滨市与其他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大部分城市的发展处于衰落状态。(2)哈长城市群的总体场能表现为“中西高,东部低”的特征,长春市和哈尔滨市“双核”结构突出,中西部地区形成了城市发展和联系网络,东部、北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和联系水平较低。(3)中心城市腹地中,长春市、哈尔滨市约占了城市群60%的腹地。(4)吉林市、四平市、松原市、辽源市、绥化市等地级市发展不足,县级政区腹地被袭夺严重。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推进政区“精明收缩”、调整县级行政区划边界、消除政区“飞地”、核心圈层增设市辖区、辐射较弱圈层增设县级市的调整建议,希望能让哈长城市群空间格局更为优化。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问候!向新就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表示热烈祝贺!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

行政长官贺一诚先生.候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时隔5年.再次来到澳门地区这块美丽的土地,和大家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

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逻辑与实践构想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控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城市发展进程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宪法的具体规范与法治化要求。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需求,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化已成必然。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在区划建制、行政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置等方面存在的规范问题,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法律为具体支撑,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优化调整的实践构想,以期实现行政区划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城市治理的高效,更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行政区经济”理论再审视:理论逻辑、情境变迁与发展展望

行政区经济理论已实现了特定现象的概念化,并在诸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但其现实基础正面临冲击,市场主体独立性增强与市场体系深化、中央调控能力强化、交通通信技术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区经济,从而呈现出隐蔽化与非正式化、稳态化与内卷化以及模糊化与复杂化等新特征。为了保持理论活力、解释力和预测力,行政区经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增强逻辑严谨性与可拓展性。未来发展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多元共治体系构建、地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三个方向取得突破,一方面要扎根于本土的历史路径和现实情境,增加理论厚度和深度,为破除区域壁垒和完善空间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国际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在更大框架内实现理论升华,形成既遵循世界普遍规律性,又充满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框架体系。

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的沿海11个省级行政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分析

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沿海11个省级行政区2005—2020年水资源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水资源生态足迹与水环境生态足迹变化趋势相似,总体呈“W”型变化轨迹,水环境生态足迹占比为3类水资源生态足迹账户中最高,表明水环境生态足迹是水资源生态足迹的主要产源;②4类淡水生态足迹中,农业用水生态足迹占总淡水生态足迹的比重最高,农业用水生态足迹远高于工业、生活和生态用水生态足迹(除上海外),表明农业用水生态足迹是淡水生态足迹的主要贡献类型;③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水资源生态承载力波动明显,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④水资源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仅广西在研究期内一直为水资源生态盈余,水资源负载指数呈增长趋势且整体在II级以上,表明水资源利用程度高,潜力小,开发利用较困难,万元GDP水资源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潜力。

跨行政区河流水环境生态补偿方法研究

现行的水环境区域补偿方案存在补偿要素和范围不全面、补偿标准制定不合理及不到位、滞后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以江苏省常熟市为研究对象,对现行的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进行改进,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管理要求,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根据断面水质浓度、区域用水与排污量等考核指标,提出了综合跨界断面水质类别、过量用水与超标排污等多要素的动态化阶梯水环境生态补偿测算方法。上述方法适用于跨区域之间及区域内,旨在解决现行补偿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使补偿标准更为科学合理,从而提升水环境治理水平和效果,促进水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多源数据融合在行政区域界线争议处理中的探索与应用

行政区域界线精准落地对资源保护利用及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及优化调整举措推进,界线争议时有发生,给相关部门日常事务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依据高精度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工作中争议处理原则与程序,探讨和分析了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方法在争议解决中的应用,并结合具体案例,重点论述了高精度多源数据融合方法在不同区域(山区、城区)类型争议处理中的可操作性。实践表明,多源数据融合为稳定研判争议解决方案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争议界线落地后为行业部门事务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定依据。

“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基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强省会”战略是提高省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而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基于2003—2020年中国26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依托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科学评估“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促进了省会城市产业升级,但这种促进效应只能持续3 a。机制检验显示,行政区划调整将通过缓解资源约束瓶颈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2种渠道带动省会城市产业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行政区合并而言,撤县设区对省会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相对于副省级省会城市和多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下的省会城市而言,普通省会城市和单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下的省会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后获得更大的产业升级效应。

贝叶斯优化模糊聚类地级行政区声环境

声环境功能区划是噪声污染管理的重要手段。当前声环境功能区划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个特定的地级行政区来进行的,难以反映各地级行政区声环境的异同。该文基于134个地级行政区的人口、面积、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和及面积占比,进行地级行政区声环境表征和归一化处理。以轮廓系数作为聚类有效性评价指标,基于贝叶斯优化模糊聚类方法对地级行政区声环境表征进行聚类分析。通过与谱聚类、K-medoids聚类、高斯混合模型聚类的聚类性能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我国地级行政区声环境分为9类,城市规模和用地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导致其声环境表征和归类发生变化后应重新评估当前噪声污染管理政策,并借鉴同类的地级行政区的噪声污染管理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紧凑集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全国范围内演进的撤县设区数据,深入考察了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效应的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促使了城市空间形态松散化和内部低密度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种指标、方法以及政策滞后效应之后仍成立。(2)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化影响更强,且不利于其发挥中心集聚优势;相比于建设规制较弱的城市,规制较强的城市受到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研究表明,自主选择型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顺应融入型撤县设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化。

全过程视域下的撤县(市)设区府际博弈与调适——基于Z市S区行政区划调整30年的纵向追踪

撤县(市)设区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其间的府际博弈,深刻影响着调整的进程与成效。虽然已有研究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于事前的动因分析或事后的绩效评估,尚未有研究系统归纳贯穿撤县(市)设区不同阶段的府际博弈逻辑及其深刻影响。基于已有研究和经验事实,以历史追踪而非点状的视角观察撤县(市)设区进程,从组织逻辑下居于主导地位的上级权威、激励逻辑下事实存在的下级弱自主性、目标逻辑下必须兼顾的稳定与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理解撤县(市)设区府际博弈与调适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Z市S区30年相关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的纵向追踪,发现各级政府遵循不同的博弈逻辑进行策略选择,进而形成了不同程度上的服从、合作甚至对抗模式,深刻影响着区域融合发展进程,也间接表明撤县(市)设区并不能直接推动新设区与主城区的融合发展。上述工作不仅初步打开了贯穿撤县(市)设区全过程的府际博弈“黑箱”,也拓展了基于过程视角的府际关系研究的适用场景与解释限度。

论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本质——兼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行政区划设计

“台独”分裂势力不仅企图完成法理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构建,还试图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建构“国家形态”,推进事实“台独”。通过对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变迁历史,尤其是第4次“宪政改革”后实行的“精省”工程,以及“地方制度法”颁布和后续修改过程进行梳理,发现台湾当局行政区划调整的本质在于完成台湾“国家形态”的构建。这种行政区划调整本身又影响着各政党的政治权力分配,进而产生相应的政治博弈,使台湾地区近些年的历次行政区划调整均被政治斗争所裹挟。统一后,应对台湾地区行政区划进行准确定位,以明确的原则和制度统筹规划未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变动。这将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需要解决的重大命题。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实践逻辑——基于川渝高竹新区的考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破解经济区与行政区矛盾是我国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由之路。川渝高竹新区是我国首个明确赋予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任务的跨省级新区,考察川渝高竹新区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运行”,对于理解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实践逻辑意义重大。文章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构建包括改革触发机制和驱动机制的两阶段分析框架,提出川渝高竹新区的实践逻辑在于以上位规划与渐进式改革相结合的触发机制,以经济管理权限复合一体、各级政府权力交错嵌入和政府间利益联结的驱动机制。实践证明,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需要重视以放权赋能触发改革,建立多层级组织协调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机制,推进跨区域政策标准统一。

多尺度行政区平衡视角下耕地空间布局优化

优化耕地空间布局对提升耕地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广东封开县为例,基于“现状耕地调出-可恢复地类调入”的微观调整逻辑,综合运用空间叠加、综合评价及蚁群优化算法,构建了耕地空间布局调整模型,以调入调出数量平衡为约束条件实现了不同行政区尺度下的耕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1)研究区共调出耕地1689.89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62%,整体上呈现出“全局零散、局部聚集”的分布特征。(2)研究区可恢复地类农业生产适宜性均值为67.04,具有开展作物种植的良好禀赋条件。(3)不同行政区尺度平衡情景下,调入结果在研究区北部空间差异显著,与镇内平衡情景相比,县内平衡情景下,调入耕地的农业生产适宜性均值提高了2.08,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均值下降了0.67。(4)两种情景下,耕地的连片性、质量及稳定性均得到提升,因不受调入规模和行政单元空间范围限制,县内平衡情景下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适当扩大可恢复地类筛选范围有利于提升整体耕地质量并降低重要生态用地筛选概率。该研究构建的耕地空间布局调整模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为制定农用地布局优化与整治提升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即将过去的癸卯兔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战胜多重困难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长株潭一体化中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包括株洲、湘潭的一个典型的城市群,它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区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在行政区经济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从发挥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效应着手,针对长株潭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用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来进行协调,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措施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