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行政级别、规模范围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个维度得以实现;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正N型关系,当市辖区人口规模处于47万~105万人时由于政府治理与城市规模扩大之间的不协调,显现出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抑制作用;幅员面积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并不能够有效推动城市集聚发展。最后,研究提出以下通过行政区划设置工作提升城市经济密度的政策建议:重视行政级别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协调二者关系以促进区域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完善城市规模控制的体制机制,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优化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从国家战略层面和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城市幅员范围的规划设计,充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高效集聚。

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设置的法律问题研究:以跨省域为例

当区域公共问题成为多个地方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时,靠调整行政区划显然跟不上区域协同发展进程,而依靠政府间联席会议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又存在缺少统一规划和执行力差的问题,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设置便应运而生。如何设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其效率性,有利于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要保证其合法性,跨域政府部门的成立需要有法律基础。无论是“现实模式”“可能模式”还是未来的“理想模式”,跨域政府部门的成立都需要兼顾效率性和合法性。

城乡发展新格局背景下海南省“十四五”行政区划设置优化分析

围绕加快推进“十四五”时期海南自由贸易港行政区划改革创新的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区划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从发挥行政区划本身的资源配置作用、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实现行政区划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城乡发展新格局背景下海南行政区划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十四五”时期优化海南行政区划设置的思路和对策。

海西州行政区划设置工作刍议

行政区划是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国家根据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将全国的地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个行政区域设置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国家管理体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科学合理设置行政区划,是提高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效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区划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州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现行行政区划问题日益显现,在许多方面制约了海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对全州行政区划现状、现行行政区划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对我州行政区划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马鞍山市行政区划调整问题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属于顶层设计，是国家进行区域划分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改革的原因众多，从现实情况看，城镇化建设是最主要因素之一。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安徽省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省的背景下，马鞍山市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乘势而上，先行先试，从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完善城镇发展体系，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服务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力争到2020年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行政区划体系，让改革政策释放的红利助推马鞍山一江两岸协调快速发展。

浅析潮汕地区行政区划整合的必要性

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政治意志的重要体现,它的合理与否,直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样的,在具体的地方区域,行政区划设置的合理化程度也极大的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月,徐宗玲等15名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合并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整合区域资源,振兴粤东经济”的建议。广东省民政厅回应:根据民政部的部署并报经广东省政府同意,民政厅与中山大学合作制定《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规划(2004-2020)》过程中,将充分考虑徐宗玲等提出的建议。2006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在汕头市召开,省政府决定投入2700亿元资金支持粤东发展,汕头、潮州、揭阳、汕尾都在扶持之列。会议同时再次确立汕头作为粤东中心城市的地位,在省支持的资金中,汕头就占了1250亿元。会议给人们透露出几个信息:一是粤东的春天又将来临,一是粤东是整体考虑的,还有就是汕头依然是粤东中心城市。从以上两则信息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社会各界中,粤东地区总是被当作一个整体的地域来看待的。建国以来,潮汕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行政整体,只是到了1991年以后才形成目前“一分为四”(潮汕三市加上汕尾)的格局。社会上对潮汕重新整合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近年来随着全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提出,整合潮汕的呼声有愈演愈烈之势。究竟在今后的行政区划改革中,潮汕地区应选择怎样的行政区划模式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呢?笔者认为:潮汕整合,利大于弊。本文试结合潮汕地区行政情况变迁情况和经济社会现状做分析论证。

《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明年施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行政区划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公布施行,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加强行政区划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完善了管理原则。《条例》规定,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应当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规划。行政区划应当保持总体稳定,必须变更时,应当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巩固国防的原则,坚持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制订变更方案,逐级上报审批。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应当及时报告党中央。

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为加强行政区划管理，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民政部4月13日就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规定，行政区划名称应该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原则上不得以产业和产品等名称作为行政区划专名。

行政区划管理有了“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行政区划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公布施行,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加强行政区划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要意义。相比此前《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条例》有哪些新的看点?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体系与行政体系应该基本相配套，因此建设新型城市化，就必须加快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建构新型的城乡一体化地方行政体制。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对省直管县后地级市行政层级优化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作了进一步要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由“探索改革”变为“探索推进改革”，表明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目前，河南、广东等8省都开展了试点。这项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省直接管理县体制改革，在省、县之间减少了一个地级市层级；二是原有地级市保留，但保留后的地级市只辖区不辖县，行政区域大为缩小，但内部行政层级依然不少。因此，如何优化地级市的行政层次，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推进行政层级优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政府行政架构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行政层级较多、行政效率不高、市县矛盾突出等问题，推进行政层级优化改革很有必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党中央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表明了推进行政层级优化改革的战略决心和安排。

中国封建社会的县域治理

在中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分分合合的事情经常发生，行政管理体制亦随之出现过诸多变化，但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与经济单元等建制一直相对比较稳定。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曾经做过专门的考证，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推广县制以来，历朝历代所设置的县数均在1000个以上2000个以内，就连县级行政区划设置最多最滥的南北朝时期，

精简地级市数量的探讨

行政区划的设置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杠杆的作用。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能促进和解放生产力;反之,则会束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前,适应经济自由化和管理扁平化社会发展趋势,从全国范围来讲,淡化地级市的职能作用、实行＂省管县＂的呼声很高。但是,就大省而言,全面推进省管县工作难度还很大,而且改革的成本及风险较高。精简地级市数量,推进有条件的地级市之间的行政合并,才是行政区划改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政策性金融改革应适应欠发达地区需求

一 行政性收缩与政策性投入不足：西部金融组织结构的抽水效应 （一）国有银行金融供给的“行政性”收缩。机构的行政区划设置使其必然服从“块块”领导,而系统的垄断性使其又要服从上级行指挥,最终很可能产生地区经济发展中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无从得以满足并且迫于上级行的行政领导其作用又无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