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法的兴起与未来发展趋势--以行政协商为视角

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法律始终结合民众需求进行着必要的创新改革,因此,新行政法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治理理念的变革,行政协商作为一种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在行政法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文章重点关注行政协商的作用和意义,旨在为新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法治与善治: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图景——以行政协商为视角

现代行政法治不只是简单的规则之治,而且还应是彰显公民主体性的善治。针对当前的实践诘难,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应积极回应现代行政法治的善治品性,通过法治化改革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的良性协商、互动,从而发挥其制度理性。为此,有必要以凸显公民主体性,弘扬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为核心将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建构为彰显并强化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并以之为目标导向,推进我国行政信访组织制度与处理制度之法治化改革。

行政协商的治理价值及治理面向

行政协商强调的是行政主体通过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商谈、对话,以追求理性共识,推动行政目标之达成。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又是回应我国行政治理诉求的新手法。行政协商不仅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法治、民主和人权价值,而且其应用能够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治理、行政过程治理及行政司法治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行政协商的运用为我国行政法治、行政治理迈入包容性、开放性与回应性的新时代提供了重要助力。深入解读行政协商之治理价值及治理面向的过程,无疑有助于探究我国行政治理现代化之推进路径。

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的行政协商——一种诠释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之行政方式

中国的社会转型促进了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也随之引发了行政方式的转变。其中,行政协商作为一种注重公民主体意志与权利的表达,强调行政治理活动中主体间性的彰显,追求公民权利和现代法治秩序在公私合作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行政方式,集中诠释了民主行政、服务行政、平衡行政及程序行政等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行政协商是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催生的典型行政方式,推进行政协商的广泛应用乃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行政协商的推行尚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立基于理论挖掘,注重于主体协商意识与能力的培育,着力于相应制度机制之建构与强化,将成为推进行政协商融入行政实践,进而促进我国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内向型协商”:对基层政府行政协商的一种阐释——以T社区的“民意表达工作室”为例

近年来,社会民众利益表达的集中式爆发与地方政府固有的吸纳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为此,地方政府尝试在基层通过行政协商的机制建设激活体制,强化体制在社会变迁中的适应能力。其中,S街道T社区的"民意表达工作室"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T社区的"民意表达工作室"将党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工作室、政协委员工作室"合三为一",在体制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实体性、整合性与协商性的民意表达机构。通过分析其运行机制,发现"民意表达工作室"只是"内向型协商",即政府施政与决策是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处理能力为重心,而非以社会诉求的强度与合理程度为重心。因此,政府需要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为"内向型协商"向"外向型协商"转变提供支持。

行政协商视角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图景

加强行政复议过程中当事人间的论辩与对话,弘扬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既是增进行政复议之纠纷化解能力之必须,也是强化其公正性与实效性的重要选择。因此,将行政协商这种注重行政过程中当事人的主体间性,追求谅解与共识的行政方式融入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中,对其改革与发展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当前尤为必要回应行政协商的内在要求,推进行政协商机制融入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过程中,促进我国行政复议组织相对独立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之主体博弈回应性、解纷方式灵活性之增强。

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定位、内涵与建设

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行政协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厘清地方政府"行政协商"的定位、内涵与建设的方向等问题有助于制度建设的深化。从定位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具有两个层次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协商民主。从内涵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部门;第二,行政过程从"任务型行政"向"协商型行政"转变;第三,行政目标兼具社会性目标与政治性目标。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地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与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地方政府"行政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合作”视角下的行政协商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进程,理应包含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的"合作"。行政法理论中"交往行为"的渗透,加之"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共同展现"合作"的现代之意。作为"合作"的实然反馈,行政协商概念的提出是对现实与文化的双重回应,而经历过功能、形式与适用范围拷问的行政协商制度,具备预防纠纷的功能,符合"合作型谈判"的形式要件,同时可在部分行政活动中针对性适用,更具建构的可行性。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行政协商:意义、价值与存在的问题

行政协商是一种新的行政活动模式,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交流与沟通而实现行政目的。与其他行政活动相比,具有前置性、平等性和个案针对性的特点。除了理论意义外,行政协商的现实意义在于使行政决策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避免行政执法陷入困境、有利于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行政协商民主的经验困境及其超越——以深圳市政府引入第三方评估为例

行政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具体改革实践中,行政协商的运用仍存在"任务型协商"、"制度性支配"和"内向型协商"等经验困境。深圳市政府重大改革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创新性做法,回应和解决了行政协商所存在的核心性问题,在行政协商的事前(协商议题启动)、事中(协商程序进行),事后(协商结果采纳)有效规避行政主体的干预,以提升协商民主的真实性,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制度潜能。

行政协商制度基本问题分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搭建起了理性交往与利益博弈的平台,双方以"合意"为基础共同解决行政问题,是对现代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行政协商制度旨在提高行政活动认可度,使行政目的在有效实现的同时预防并减少潜在行政纠纷的产生。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有必要对其概念、特征、效力、定位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进而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行政协商机制及其适用原则考略

当今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由单向管理逐渐转为合作管理,而合作管理的过程正是一个参与、交流、协商的过程。行政协商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行政救济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中应逐渐打破行政权不可处分的传统理论,引入行政协商机制。行政协商的运用必须受到监督,应遵循合法、自愿和公共利益的原则。

深圳“网约车”政策制定的行政协商机制研究

以行政协商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深圳"网约车"政策制定中的行政协商机制进行梳理和归纳,深入分析了"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协商的成功之处和存在的困境,提出了"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协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及政策建议。通过对深圳"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行政协商机制的分析,以期对其他地区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良好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中国特色行政协商民主及其发展

中国特色行政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协商民主自形成以来,在中国大地发展十分迅猛,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行政协商民主的概念后,更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但是,行政协商民主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及操作技术还不够完善。当前亟待理论工作者和广大领导干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这对于提高公共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正当性,拓展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关于环境保护税征收领域的行政协商研究

行政协商是我国当代政府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又充分体现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通过在征收环境保护税领域引入行政协商环节,基于严格的法律规范和程序基础,就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最终达成双方都比较认可的行政结果,既有利于提升行政征税效率,推动环境保护税征收的改革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试论行政协商调解

正如调解不同于协商,行政调解亦有别于行政协商,但二者的共性是本质的,即均须以争议双方自愿的协调商量的行为为前提,故将二者统一为行政协商调解。行政协商调解不同于现行的行政调解,现行的行政调解,其涵义缩小了其应有的外延,降低了其应有的作用,也远远跟不上行政管理日益高效的要求;行政协商调解不应只是行政机关居间调解的简称,而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与行政管理紧密联系的行政相对人相互之间、行政机关相互之间、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争议以及处理特定的行政事项的一种方法的手段。行政协商调解在解决争议方面具有诉讼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优势,这一解决纠纷、止争息讼的手段和方法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行政协商调解广泛适用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指导、行政裁决、解决行政争议、治安行政管理、政府性裁员以及行政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等领域。

生态损害行政协商与司法救济的衔接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立法对生态损害的调处采取的是行政协商与司法救济并举的"双轨制"模式,其在制度运行中面临行政规制与司法裁判间的管辖冲突和衔接困境。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既有制度未能为化解生态损害场域中行政与司法间的行权"碰撞"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生态损害行政协商的模糊属性以及传统模式对司法救济的惯性依赖,是导致两者陷入衔接困境之根由。因此,应在释明生态损害行政协商的公权行政属性基础上,将两者衔接规则之探讨回归至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一般理论。循此为进,明确生态损害调处中行政协商的优先规制地位和司法救济的后续监督地位,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间制度合力。

行政协商的提出与证成——以转变中国行政法制模式为出发点

中国当下官民矛盾激化,这与单向对立的行政法制模式之下行政立法、执法和救济环节当中缺乏公民合意密切相关。通过提出"行政协商"来构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协商对话机制,可有效保障公民正当诉求在行政过程中的表达,促成合意,消解矛盾。同时,行政法理论的变迁和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契合分别为行政协商提供了理论依托和实践可行性,破除其植根发展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