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之诉赔偿与补偿情形认定

行政协议之诉赔偿、补偿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既有别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也不属于民事赔偿、民事补偿,当前理论界有争议,实务中法官可以依法作出不同的裁判。判断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之诉中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原则上应为合法优先、兼顾公益,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且仅是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只给予补偿。行政协议之诉赔偿、补偿应尽可能明确具体标准,不能明确的,应比照行政赔偿适当增加,而且赔偿应高于补偿。对行政协议纠纷作出裁判应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即便需要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也需要考量能否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能随意参照适用。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享有基于优益权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行政机关依据公共利益优先、平衡公私利益及契约精神等理念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文章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了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依据不清晰、程序适用不规范、赔偿补偿标准不明确、与民事合同的变更解除区分不明确等问题,指出须明晰权力行使依据,规范行使程序,明确补偿方式及标准,区分单方变更解除权与民事变更解除。

解释作为行政协议效力判断的前提——从预征收补偿协议效力的判断切入

行政协议具有独立于法定效果的规范性内涵。在协议效力判断上,立基于行政活动形式学说的合法性审查进路,有悖行政协议的规范性内涵及协议行政的自治性要素。协议效力的判断,应当首先对协议内容予以解释以明晰其规范性内涵,然后对规范性内涵进行效力性评价。在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范式中,当事人的程序参与具有形成行政合法性的规范意义,违法性标准在协议场景中应有所变化。法秩序对行政协议的拘束,应当着眼于相关的具体法律规范,经由法律解释后区分程度地实现。相关的具体法律规范需要适应协议行政场景的新理解,协议效力的判断发挥着塑造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动态功能,解释与说理尤为重要。预征收补偿协议依其内容应解释为公私双方就征收与补偿所形成的意定之债,当事人的协议内容自由受法秩序拘束,表现为须批准的法定生效要件。该协议的生效,首先取决于法定要件的满足,然后由协议对生效的具体意定情况综合决定。

论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拥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在行政协议制度中引入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需要克制。以富勒与帕杜对契约利益的三分法为基础,当前行政协议审判实务所使用的“信赖利益”概念,其真正的内容对应了期待利益、返还利益和信赖利益的不同组合。信赖得到存续保护或积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实际上对应的是期待利益;信赖得到财产保护或消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对应的有时是期待利益,有时是“信赖利益+返还利益”,也有时是返还利益。问题的症结在于信赖与信赖利益之间被粗糙地画上了等号,解决的方案是区分行政协议领域中的信赖与信赖利益,让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与合同法上的信赖利益在概念上保持一致。

双向诉讼抑或单向诉讼?——行政协议诉讼的模式选择

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确立后,面临着解决行政协议内在的“双向”结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部分学者主张借鉴德式经验,构建整体双向诉讼制度,但这种诉讼结构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结构存在冲突。从行政协议制度创设的路径模式上看,德国倾向于主观模式,法国则倾向于客观模式,主张借鉴德式经验实际也会与我国大量借鉴法国行政协议进行制度创设的事实相冲突。同时双向诉讼制度还会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定位有所抵牾,以及存在“外源制约”等四个方面的困境。基于此,暂不宜将双向诉讼制度直接移植入法。可取的路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单向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我国已有的制度具有兼容性,能够对行政协议的合约审查和强制执行机制进行吸收与调试,利用行政协议判例的累积构建公法合同规则体系。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行政协议被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实践中,行政主体虽能运用单方变更、解除协议、非诉强制执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是在追求诉权平等、区分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等问题上仍具有构建反向诉讼制度的必要性。该制度的构建从立法目的和域外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诉讼程序的启动上还是在举证责任的完善上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行政协议缔约信息控制研究

行政协议中的缔约信息较之一般政府信息,在信息所有人、信息收集方式、信息提供范围、形成的信息利益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与复合性。现有法律规制强调行政主体的监管职责,在公开等环节的信息处理要求上存在矛盾。其管理规定不仅倾向长期利用,而且标准模糊,从而与个体的信息自决主张发生冲突。而明确行政主体和缔约参与者的信息控制界限,是缔约信息得到合理处置的前提。因此,需从行政主体信息控制权限、缔约参与者信息自决让渡范围、主张冲突时保障顺序三个争议点入手,系统分析信息控制的实质要求,最终将信息竞争价值、缔约深入程度与公共利益关联度作为界限划分的衡量因素。

论PPP项目中行政协议内容要素的识别标准及界定

通过追溯行政协议识别标准的讨论,发现“内容要素”是界定PPP项目中行政协议的核心标准,提出以三类主要的PPP协议为突破口,从行政机关的“授益性质”维度对三类PPP协议中行政机关的主要义务进行解析,得出尚未被定性的外包类PPP协议和私有化类PPP协议应属于民事协议的结论,并建议在未来的PPP协议纠纷裁判中,以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出发点考虑诉讼路径。

行政协议先合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先合同阶段通用的法理依据,在行政协议中同样适用。鉴于行政协议的行政属性,对于行政主体先合同义务的履行,诚实信用原则具象化为维护公平竞争、限制优益权行使等善意要求,以及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合理配置权力与权利等衡平要求,以此确保行政协议缔结合法,缔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准确,且协商充分有效。鉴于诚实信用原则中各要素涵盖了依法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等其他原则的内在要求,故将其作为先合同阶段优先遵循的基本原则。但由于诚实信用原则主要用于规制缔约双方,因此行政主体对社会公众承担的公开、组织参与等程序性先合同义务,应当通过相应程序性要求予以补充,以此确保先合同阶段缔约行为规制的全面性。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行政协议范围的法教义学分析

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实施职能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其内容必须要符合合宪性审查,以保障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平衡。《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不仅规定了行政协议的概念还创设了“兜底条款”,这就造成了行政协议范围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亦对实在法的稳定预期造成影响,在实践中还会为腐败滋生预留空间。因此,需要通过对行政协议的概念和本质内涵进行法教义学的意义阐释,提炼出符合合宪性审查和比例原则的认定标准,按照功能主义的进路和同类解释的进路,明确划定行政协议的范围。

情势变更原则适用于行政协议诉讼的实证分析

行政协议诉讼中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行政协议具有协议性且受公平原则约束,现实基础在于司法解释预留空间、救济体系亟待完善。从对22份有效裁判文书的分析来看,情势变更原则在行政协议诉讼中的适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混淆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概念、情势变更与行政优益权界限不清、忽视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时间条件,其原因在于学理探究不足,欠缺立法指引,实践做法不统一。解决上述问题,应准确界定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等相关概念,明晰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发挥司法判例的指导作用。

环境行政协议的适用问题研究

环境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可以促进环境治理和保护,但同时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难点。其中,行政优益权的限制、适用范围、履约机制、救济机制和参与方式等问题是主要矛盾所在。本文通过对行政协议的定义引出环境行政协议的基本要素、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适用方面存在的窒碍从而提出对策建议,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实行政策和物质利益调控激励、补强救济方式等。最后,对中国环境行政协议的发展与完善进行了展望,为促进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了参考。

论行政协议中信赖利益的确定

当前,行政协议信赖保护机制存在规范漏洞。法院在审查行政协议中的信赖要素时往往仅停留在形式审查层面,或简单以赔偿损失作为解决方案,导致协议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难以得到周全适切的保障。鉴于行政协议兼具平等性与行政性双重属性,其信赖利益的界定与单纯私法行为或一般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有所区别。行政协议可分为处分型与允诺型两类,在处分型协议中,协议主要发挥形式作用,此时相对人的信赖更接近于对一般行政行为的信赖;在允诺型协议中,信赖的确定与行政主体的具体允诺紧密相关。遵循信赖基础判断规则,准确计算信赖损失,并适用信赖利益排除规则,从而确保行政协议中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得到公正且有效的保护。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之容许性探析

行政协议这种柔性行政管理方式的出现,挑战着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情形下现有解纷渠道的合理性,进而追问反向诉讼制度的构建可能。其构建面临行政协议的实体识别难题、“民告官”的传统思维定式、已存在非诉执行的解决策略等困境。但与此对应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论、诉权平等理论、司法最终原则和全域性控权目的等又为突破困境提供了智识支撑。在行政诉讼整体大局观的考量下,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的建构仍有待制度有效性和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博弈,因此短期内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但其彰显出的制度优势有在新的变革契机中得以发挥的可能。

论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原告地位

依据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理念预设的原被告角色及其诉讼结构关系恒定模式,在有关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中,缔约的行政主体不能作为第一审原告。究其原因,《行政诉讼法》只承认了抗告诉讼(撤销诉讼)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将行政协议误读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行政协议因此也具有了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并可以被作为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替代了行政主体通过起诉方式解决缔约相对人不履约的诉讼模式。无论是对行政协议纠纷非诉强制执行的实质司法审查,还是以行政协议履行催告决定书作为非诉执行根据,都缺乏契约法理和强制执行的正当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法域内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和受案范围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协议之诉是法律关系争执的给付诉讼,缔约的行政主体在诉讼阶段得提起债权之诉,在执行阶段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行政协议“两阶段+类型化”审查思路之建构

行政协议是公法领域借鉴私法手段的产物,兼具行政性与合意性,但行政性是其本质属性。在将行政协议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法制背景下,这种二元特征决定了对其进行司法审查既不能采用民事诉讼模式,也不能完全套用传统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思路,而应具有特殊性。具体遵循“两阶段+类型化”之审查思路:首先,兼用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审查协议效力,在确定协议合法有效之后,再根据争议的协议行为类型,按照不同的审查思路具体展开。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或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之行为,应当遵循“先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后进行合约性审查”的递进式思路。对于未按照约定履行之行为,则单纯进行合约性审查,仅在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重合之情形下,例外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审查依据。

以目的标准识别行政协议之证成与完善

行政协议是合作行政模式下公法领域借鉴私法手段的产物,其以公私法二元划分传统为法制基础,却又因公私法本身的界限模糊与融合趋势而存在识别困境。准确识别行政协议具有实现与民事合同界分的重要意义。行政性是行政协议独立于民事合同之本质特征,其来源于协议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故而目的标准应当成为识别行政协议之核心标准。此种标准注重对协议性质作实质判断,能够实现对行政协议类型之全面覆盖,具有综合标准和其他单一标准所无法比拟的相对优势。然而,目的标准的固有模糊性使其存在不当扩大行政协议范围之弊端。对此,可从目的内涵界定与适用过程条件限定两个层面对其进行完善,以提高运用目的标准识别行政协议的精准度。

共同富裕视域下保障性住房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方法

保障性住房行政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协议,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目的是实现国家社会保障职能,具有强行政性、弱协议性的特点。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往往先确定涉案协议的性质,随后对案件区分缔约之诉、效力之诉和履行之诉进行审查,审查逻辑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合约性的次序。但现有审查模式机械套用普通行政协议案件的审查思路,在相对人主体资格审查、协议效力以及行政机关相关行政行为的审查中均未能体现保障性住房行政协议的特性。因此,建议以“保障性”为认定保障性住房行政协议的核心特征,在法律适用上优先适用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且通过细化对相对人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规则,实现对二者利益的维护,实现共同富裕。

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实施困境与法治化路径

在现代行政法治框架下,行政协议不仅是行政机构与协议相对人共同推动国家行政治理的关键工具,在行政职能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行政机关单方解除权纠纷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标准界定不明、裁判不一、救济不完全等实践困境,提出应对其规范要件进行检视与辨明,从利益平衡、多元探索以及程序规制三个视角出发,通过比例原则的认定来识别解除权行使的标准,并利用多渠道实质性化解协议纠纷。同时,还应坚持主体协商与合理听证的程序规制,进而探寻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法治化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