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行政和解制度引入政府采购的可行性探讨

政府采购领域是利益冲突的重点领域,某些不实举报与重大案件的行政处罚调查,由于证据线索难以轻易取得,财政部门往往耗时良久,结果还未必尽如人意。这不仅耗费了财政部门有限的行政资源,也对政府采购项目的及时推进造成影响。尝试将行政和解的理念和做法适时引入政府采购领域。

行政和解的兴起及其法治化逻辑

:行政往往具有单方、命令、强制、优先和刚性的特征,依法行政是其本色。行政若进行和解,则价值与风险共存。它除了具有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执法效率等正面功能外,但也可能放纵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以及损害公共利益。除此之外,行政和解与依法行政、职权法定原则以及行政权不得任意处分和让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2015年初,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证监会公布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简称《行政和解办法》),并于同年3月29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制定法中规定行政和解制度。虽然行政和解在现代执法实践中运用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并且其品格鲜明、功用特殊、成效显著,但其不规范、少依据、多争议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行政和解金的监管和使用,行政和解中行政优先权的行使限度,行政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方式以及行政和解的诉讼审查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也较为明显,故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规范地运用。

行政和解的理论界定与适用限制

随着公域治理模式的转型,行政和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对行政和解概念的界定,应当以行政争议为参照物,既包括行政过程中的和解也包括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和解。就其性质而言,行政和解必须以双方的平等自愿为基础,其本质上是行政法上的一种契约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和解涉及到公权力的处分,因此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行政和解和调解：基于公众参与和诚实信用

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并没有被法制建设实践所推翻，也没有被理论所驳倒．行政争议的和解或调解并非基于也不必纠缠于行政权的可处分性，而是基于公众参与所发展起来的一项为处理各种行政争议进行事后协商和沟通，即组织相对人的补充性参与，促使当事人双方互相认可对方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意见并形成共识的机制。基于公众参与而引入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信守承诺、禁止反悔。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中的承诺和合意，表明了当事人双方放弃争议权的意愿和得到保证履行的期待。法定机关对协议的强制执行不能基于承诺和合意本身的拘束力，而必须基于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强制执行制度。

证券行政和解金的确立与分配规则探析

我国启动了证券行政和解的试点工作,和解金的确立与分配是和解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解金数额的谈判是监管机构与行政相对人的博弈与利益平衡。不同的主体对和解金谈判的理想结果是不同的,在具体的个案中,会受到相对人对自身行为性质的判断,监管机构的证据掌握情况、权威性与强势程度等多因素的影响,而且上市公司与证券中介机构作为相对人的表现与选择也会有所差异。和解金的分配规则万福生科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前的分配顺序与程序体现了民事赔偿优先的理念,在实践中尚需完善和解金不足额时的清偿规则等制度,并从保护投资人的角度完善相关配套和监督制度。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行政和解制度的构建

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新时期行政改革的一个目标选择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各种纠纷在所难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各国都在寻求高效率、低成本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服务型政府所蕴涵的民主、契约、服务、合作等服务行政的理念,则是我们构建行政和解制度的基础。

行政和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及适用

行政和解制度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权利本位、服务合作以及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等理念,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重价值功能。为使行政和解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在丰富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扩展其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其适用程序。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下行政和解新机制的构建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需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亦要求在行政救济领域达到理性交往的效果。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行政救济制度,也必然要求达到这种和谐的状态,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能简单一判了之,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一种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而行政诉讼和解机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论我国行政和解制度之建立

行政和解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被广泛采用,但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的传统理论,和解在行政法理论和法律制度上缺乏整体认可和系统建构。随着契约行政、公众参与和合作协商在行政法中兴起,基于自由裁量基础上的行政和解不仅筑牢了理论根基,也在我国法治探索中积累了实践经验,建立和解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可借鉴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先行经验,加快行政和解相关立法,合理界定和解适用范围,完善具体程序设计,强化和解监督,以实现制度、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和谐。

行政和解制度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

作为一种合意解决纠纷的制度,行政和解贯穿于公安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适用尤为重要。在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和解主要表现在通常情况下的和解、执行和解和订立和解协议三个方面。行政和解是一把双刃剑,必须从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上严格规范,在适用过程中加强监督和控制。

论行政和解中的行政优先权行使

一般情况下,行政和解中均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行政优先权,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治理目标。但行政优先权的过度行使会损害行政和解的合意性,侵害行政相对人等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和解中的行政优先权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行使。为了防止行政主体以合意之名行单方管制之实,必须对行政优先权的行使进行规制。

行政和解中滥用伦理妥协的风险及其对策

适当地运用伦理妥协手段可以解除行政和解中的两难处境,但在行政和解过程中滥用伦理妥协,就会引发伦理风险,威胁行政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行、消减政府的公信力、促使行政人员道德坠落。构建行政和解伦理监督机制、规范伦理妥协适用原则和条件、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素养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选择。

论行政和解的正当性基础——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当代西方多元文化的回应,是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在公民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协商民主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①行政和解虽然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但是相对人摆脱了服从和管理的角色,有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和达到行政诉讼的目的,而协商民主理论为此提供了正当性的证明基础。

由“行政和解”观“法治”

法院该行为是越权违法的。面对法院该行为虽理论违法但实践有效的现状,从法治的角度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并分析了其影响与结果。

行政和解的正当性质疑及其消解——公众参与视角下的行政争议化解

历史上,我国一直存有行政和解的正当性质疑,其最终被确立在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从逻辑上而言,"行政权不可处分"是质疑行政和解正当性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传统理论的基本依据。但是,这种看法在"服务行政"的全新理念和"解决纠纷"的行政诉讼目的之下,开始发生变更,并在新近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之中予以了否认。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行政和解的正当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可,并可以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获得新的诠释。

行政和解法律属性之辨析

率先在我国证券领域兴起的行政和解制度潜藏着重大的行政执法优势,通过协商沟通的柔性方式实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第三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全面关照。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行政和解既是一种新型的行政执法手段,也是现代政府规制工具的新发展,更是公私合作形态的创新。行政和解在行政法制中的出现,预示着现代行政法观念的重大革新。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重构——基于行政和解理念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公法手段居于主导地位,但适用情形极其有限。在赔偿权利人穷尽公法救济手段转向民事索赔前,制度层面上设置了前置性的磋商程序,目的是将赔偿争议分流并消解在诉讼环节前。因赔偿权利人对赔偿范围的处分权受到严格限制,加之量刑量罚上的激励措施不具实效性,赔偿权义人双方开展磋商的动力明显不足。生态修复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核心和关键,磋商不过是实现该目的的手段。为有效激活磋商制度,可引入行政和解的理念,将磋商从诉讼的替代机制改造成行政和解方式,同时,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并与企业合规建设相结合,充分兼顾行政处罚的教育原则。

积极探索监管执法的行政和解新模式

面对投资者保护的现实难题,境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行政和解执法模式,较好地兼顾了监管机构行政执法和投资者损失赔偿两方面的需要。这一制度的特殊机制在于,监管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与程序,通过与案件当事人协商达成和解,使其主动交出不当所得甚至付出更大代价,并将该资金直接用于补偿投资者所受损失。

浅谈行政和解制度——行政和解在我国的适用和构建

行政和解制度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权利本位、服务合作以及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等理念,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重价值功能。为使行政和解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在丰富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扩展其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其适用程序。

论行政和解制度的规范建构——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随着行政任务的持续更新以及行政纠纷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一种强调沟通、对话、妥协进而达成合意的行政和解制度正在形成,并持续冲击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作为一种公私合作治理的新形态,由于法律属性的含混不清,行政和解面临着法律依据欠缺、适用范围不清、和解程序缺位的实践困境。无论是契约说还是混合说,传统行政行为型式论都聚焦于末端环节的和解实现手段,无法完整揭示行政和解的“面纱”。行政过程论视野下行政和解包括行政调查、行政协商、行政协议或单方行政决定的复合性行政行为,属于“基于协商的行政行为”。行政调查和行政协商为“行政上的一般性制度”,与末端环节的行政协议、行政决定一样都必须接受合法性规制。为了回应行政和解的泛化和滥用危机,应当从创设准据、适用范围、正当程序以及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行政和解的法治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