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法理反思与治理进路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一大现象,这类规定有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嫌疑,也背离了客观主义的刑法基本立场。在禁止重复评价问题上,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制裁主体均为国家,基于公民对国家制裁一元主体的信任,国家不应再次过问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与刑罚在惩罚性上是共通的,二者之间是量的差异,只能“事前折抵”,而不能“事后折抵”。在刑法基本立场上,“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处罚对象,坚持客观主义,“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将面临合法性危机,甚至没有存在的余地;承认主观主义,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要素,则需要重建犯罪论体系,但难度极大。应坚持客观主义的刑法基本立场,对人身危险性大的惯犯,只能借助保安处分实现社会防卫。具体可以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治理、法律制裁措施的优化与强化适用、多元化制裁体系的建构三个方面实现。

2021—2023年乡镇卫生院药品行政处罚案件分析与启示

目的:分析2021—2023年以乡镇卫生院为当事人的药品行政处罚案例,并归纳规律和特点,为提高乡镇卫生院药品管理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统计分析法对以乡镇卫生院为当事人的药品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汇总,并将其与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的条款进行匹配分析。结果:共筛选出以乡镇卫生院为当事人的完整行政处罚决定书59份,其中劣药案件行政处罚50起(86.74%)。劣药案件中,超过有效期药品的案件为23起(46.00%);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案件为15起(30.00%);从无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或个人购进药品案件为6起(12.00%);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案件为4起(8.00%)。案件处罚金额幅度中,从轻处罚案件18起(30.51%)、减轻处罚31起(52.53%)、不予处罚7起(11.86%)、一般处罚3起(5.08%)。结论:乡镇卫生院应加强自身法律和管理的“红线”意识,严格遵纪守法,完善药品储存条件,加强药学人员管理,提高药学人员业务水平,做好自身药品管理工作,从而保证药品在使用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及其限度

《行政处罚法》第49条为我国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提供了法律依据,以提升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社会公众亦有义务容忍和服从这一特殊安排,以配合行政机关尽快将社会秩序恢复至常规状态。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调适的场域涵盖内部和外部两个环节,手段则包括省略步骤、变通形式、调整顺序、压缩时限、优化方式等多种。基于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仍须遵循一定限度。行政机关应以比例原则为衡量尺度,能够通过常规行政处罚程序实现目的,就尽量不要行使行政处罚程序调适这一“特权”;确需行使的,也应根据紧急形势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调适种类和幅度。行政机关应以正当程序为调适底线,不得简化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听取陈述与申辩、告知权利等制度,确保行政处罚程序的核心要素和价值不受减损。

银行行政处罚监管与审计定价:溢出还是替代?——来自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探究银行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监管对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监管显著提高了银行审计定价,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佐证了溢出效应假说。同时,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行政处罚监管主要是通过风险溢价的路径提高了审计定价。进一步分析发现:行政处罚监管强度越大以及查出内部控制相关问题越多,审计定价越高;在非国有银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内部控制质量低和信息不对称高这四种情形下,行政处罚监管对审计定价提高的影响更为显著;行政处罚监管对外部审计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双方发挥协同治理功能,从而更好地抑制了银行违法违规倾向。研究结论对银行监管机构和外部审计师加强协作,扎实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方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环境行政处罚下企业选择环保投资还是绿色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往往采取不同的战略倾向、组织结构及企业行为,在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后会做出差异化的环境行为选择。通过收集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基于倾向性得分-双重差分法,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环保投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行政处罚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投资,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分生命周期阶段看,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均明显增加了环保投资,成熟期企业还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但衰退期企业的环境行为没有改变;多次处罚对企业的威慑效应更强,甚至衰退期企业在受到多次处罚后也会增加环保投资;环境行政处罚对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因此,环境监管部门应当基于企业生命周期构建更为精准的监管体系,提高环境监管的精度与准度,以罚促改,全面优化企业环境行为。

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及北大法宝提供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实证检验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与企业风险显著负相关,表明环境行政处罚在供应链上具有间接威慑效应;对于环境绩效较低以及地区环境监管强度较高的企业来说,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推动企业采取更多的实质性环境行为,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意味着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的间接威慑效应能够帮助企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

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内外部监督与审计师行为

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其公布的行政处罚公告能否向市场传递震慑作用备受关注。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后,审计师会提高审计收费、改善审计质量,更易发生审计变更;有效的内部控制与良好的外部监督能缓解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被监管机构行政处罚通过增加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行为,企业受行政处罚原因越严重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越显著。文章拓展了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政府继续实施强监管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20号)的发布与实施,是我国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本文介绍和说明了其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主要特点和时代意义,探讨了如何按照档案治理的本质要求进一步规范档案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行为的问题。

论人工智能嵌入行政处罚裁量的逻辑与进路

人工智能嵌入行政处罚裁量是法律与科技耦合的时代产物。其内在逻辑是以行政裁量基准为基础的数据来源,依转化后的算法规则进行裁量决策,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嵌入程度上的差异。然而,在人工智能嵌入行政处罚裁量的实践中也暴露出“算法黑箱”下的裁量异化、程序性权利侵蚀下的行政相对人参与缺位、人工智能支配裁量下的个案不正义等现实问题。相应的完善之道,是要构建算法适度公开与说理解释相结合的促透明机制;要合理设计人工智能嵌入裁量的程序规则,根据嵌入程度进行分级构造并适度调整智能裁量的程序重心;要回归裁量本质下“人主机辅”的基本理念,并展开“最终看门人”的逸脱机制设计。

行政处罚权下沉基层的规范阐释及实施对策

现行《行政处罚法》新增第二十四条将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满足治理需求。但是,基层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资格存疑、“交由”基层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方式多变、行政处罚下沉的决定主体不统一、行政处罚下沉的领域判定不一及行政处罚权下沉的程序不畅等现实挑战,直接影响到行政处罚权配置的合理性。为此,有必要从基层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资格、性质与依据,“交由”基层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定性,“决定”基层行使行政处罚权主体的厘清,“基层管理迫切需要”领域的判定规则之确立等全方位地对该条款作出规范阐释,并精准落实以下三个实施对策,即第一,省级机关依法行使实质赋权决定权;第二,下沉的范围应与承接能力相匹配;第三,通过多种监督方式确保下沉权力顺畅衔接,实现程序法治。

论行政处罚的基层赋权:以消防行政处罚为例

消防行政处罚的基层赋权主要有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两种实践模式。国家行政处罚权限的纵向下沉改革尚在探索,使得理论与实践之间未能结合紧密。行政授权模式存在授权主体范围突破、“有效承接”缺乏判断标准以及“迫切需要”理解不一的问题。需要规范授权主体、提高授权依据效力等级,从内部实力、持续性承接以及外部监管上约束受权主体,从领域与种类上限制授权内容。行政委托模式存在被行政授权组织地位不明、“符合条件的组织”含义模糊以及委托事项与种类不明确的问题。需要明确被行政授权组织“非必要不委托”,从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出发理解受托主体,从范围、事项与种类上理解委托权限。

论酌定减轻行政处罚——以50个样本为例

完善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健全行政裁量基准的重要部分。实证分析显现存在部分罚则畸重与实际情况不相均衡、法院援引依据不当、审查体系化不足的问题。引入“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作为酌定减轻处罚的价值标准指引,推进裁量要素解释具体化,辅之以正当程序,探索类案指导机制,实行合理量罚,以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达成过罚相当的执法效果,实现惩罚和教育的功能。酌定减轻处罚使得市场主体“负担适度”,有利于塑造、优化包容有序的营商环境。

完善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制度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权可以下放乡镇街道,这是在总结地方探索性实践经验基础上,以中央立法的形式对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主体、对象和条件等要素进行的最高层级的制度安排。然而,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这一举措,在实施中存在少数县级人民政府下放行政处罚权不合理现象、少部分乡镇街道有效承接行政处罚权的能力不足、责任归属欠缺统一规定带来差异化执法等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制度的应有功效,还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完善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法律规范体系,提升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有效承接能力,健全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监督体制机制。

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3—2022十年里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并且进一步发现该现象在非国有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挑战与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所增加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改革成果的吸收,体现了行政处罚全过程公开的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负面评价,其公开将对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在信息化时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强化惩戒效果和教育社会公众的重要手段,亦是实现公共预警、进行风险提示的有效举措。立足既有规范依据,对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判定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例外的判定还应结合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细化公共利益保护、当事人同意、惩戒效果强化之理由,同时禁止侮辱性公开,以明确隐私保护的界限。

行政处罚适当性司法判断的理据

在法治政府建设加速推进的当下,行政处罚面临着新的要求,行政处罚适当性的司法判断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公报案例“上海中燃公司案”首次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阐述行政处罚适当性,为探讨该议题提供了实证资料。构建行政处罚适当性的司法判断框架有助于提升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性与公正性,并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这一目标需遵循科学适用过罚相当原则、正确理解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贯通融合法理事理情理三大要求。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寻其中共同的裁判思路,人民法院在司法判断时应采取整体思维,着眼于行政处罚的全过程,遵循确保处罚依据正确、衡平考量各类因素、理性对待裁量基准的具体进路。

乡镇政府行使行政处罚权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赋予乡镇政府一定范围的行政处罚权,有效回应了现实需求,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乡镇政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执法能力不强、协同执法力度不够、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加快制定配套制度、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优化配置行政处罚权、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等方面入手,着力推动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本定位、制定义务与适用逻辑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权自我规制的基本方法,基于其控制裁量权的功能性作用以及具“规范”外观,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直接依据。在同时满足合法性的实体要件与司法审查的程序要件时,裁量基准也是行政审判的“认知渊源”。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负有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选择性义务”,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制定裁量基准,但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不制定。”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同时应秉持“严格适用为原则,偏离适用为例外”的态度。

环境行政处罚修复功能的理论证成与规范构建

我国环境行政处罚的理论及实践均注重其惩戒功能,而忽视了与恢复生态环境相对应的修复功能。同时,宏观层面行政处罚的修复导向不明确,微观层面行政处罚的具体修复规则缺失,导致环境行政处罚的修复功能得不到彰显。在理论上,环境行政处罚的修复功能与惩戒功能并行不悖,其应然功能格局为前置修复功能,并将惩戒功能作为修复功能实现的基础和保障。鉴于此,应按照“宏观—微观”的思路,实现修复功能的规范构建。宏观层面,明确环境行政处罚的修复导向,将修复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的首要责任承担方式。微观层面,将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修复的目标;遵循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理性选择修复方式;从主体、标准和监督三个方面规范修复成果的验收;建立以修复效果为核心的分级激励机制。

新时代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变革的反思与完善

当前,我国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变革的实践探索大体存在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处罚”裁量权界限不清、行政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责任重复适用、环境执法权“上收”与执法力量“下沉”相冲突等问题。提炼其共性特征可知,这些问题都可归结为整体主义思维缺失导致的制度变革之间的冲突与抵牾问题。鉴于此,需依循整体系统观提升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处罚”的规范化水平,完善行政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金钱类责任的折抵规则,并实现环境保护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与综合执法改革的有机衔接,以从事理与法理双重维度确保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变革的统筹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