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再探讨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两种途径,两者基于各自的性质与特点均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均不健全,就两种救济途径来看,不仅自身有不完善之处,在衔接方面也有脱节的现象。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应符合限制权力、保护民权的社会发展趋势。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协调

经行政复议后行政诉讼标的之确定是协调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直接体现。发展和完善自由选择与受限制选择模式是有效衔接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大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复议司法化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协调发展的新趋势。

海峡两岸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之比较

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上，台湾地区实施诉愿前置强制主义，而大陆则以选择主义为主。两岸的制度设计各有其历史背景与情境，从理论与实际运作的角度相较之下，也各有可相互借鉴、学习之处。

海峡两岸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之比较

台湾地区为配合《行政诉讼法》的修正，由“行政院”于1994年将诉愿法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其后，经过由律师公会、民间司政会、民间财税革新委员会、会计师公会等人民团体和台湾公法学者联合组成的“行政救济立法催生联盟”的积极推动，于1998年10月2日完成诉愿法修正立法。时隔半载。

复议前置抑或自由选择——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处理

因行政复议的低使用率和应对当前行政争议形势的不尽人意,要求用复议前置替代已实行20多年的自由选择模式,进而促使行政复议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的主张开始出现。然而,把复议前置作为改革方向值得商榷,其理由亦缺乏说服力。塑造行政复议公正性的品性,通过公正性赢得公众和当事人的信任并由此确立行政复议主渠道的地位,才是行政复议改革的根本之策。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的实定法探析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上两种基本的救济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纵观世界各国法制实践,在二者衔接关系上主要存在复议前置和自由选择两种基本模式。我国实定法所规定的衔接类型纷繁复杂,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设置上存在不足。做好两种救济机制的衔接配合,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遵循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取消行政终局裁判权,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审查;确立以自由选择为原则、复议前置为例外的复议与诉讼衔接关系模式;顺应行政法治发展趋势,将特殊类型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和司法审查范围。

“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定位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新型关系

行政复议制度自建立以来没有发挥理想的功能,这是不争的事实。《行政复议法》修改正在加紧进行中,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对一直延续至今的"当事人自由选择为原则,法定复议前置为例外"模式,学界的争论也一直未有停息。颠覆性地改变现有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不现实的。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在保持当事人自由选择为原则,复议前置为例外总体模式不变的情形下,通过扩大行政复议的前置范围,来适当限制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由《行政复议法》设置统一的标准,并明列复议前置的基本事项,同时以"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作为复议前置的兜底条款。复议前置范围之外的,当事人可以选择行政复议,除法律明确规定复议终局的,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选择行政诉讼。尽可能减少复议终局情形,尤其要排除选择性复议终局的情形。以此来构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新型关系,同时推进行政复议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以便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的功能。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的理论基础

认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需要探寻学科外的理论基石。分权理论明确了两种权力的不同属性和各自应恪守的界限。权力制约理论在肯定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前提下,表明两种制度的衔接目的在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诉权理论以诉权自治为视角,以保障基本权利为目的,强调了救济制度顺畅衔接的必要性。撤除行政终局裁决的藩篱,认可司法裁决的终局效力,既是司法最终裁决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的规则审视与完善

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在我国已实施多年,实践中,既对行政复议机关和法院造成了压力,又使得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衔接不畅,这两种救济方式均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本文通过考察“双被告”制度的规则,论述“双被告”制度理论基础的欠缺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中所反映出的行政复议权较为集中的倾向提出完善意见。提出向行政诉讼“单被告”制度设计的回归,目的是让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分别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从而使这两个制度得到良性发展。

行政许可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许可行为的范围,以及行政许可复议和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违法设定或规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在复议和诉讼中的处理,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行政许可中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责任等问题。

关于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关系的思考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采取必经复议与选择复议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自于税收争议的专业性和法院的压力等考虑，但它限制甚至剥夺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途径。专业性考虑和降低税收成本等不能以牺牲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现状及检讨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类型繁多,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不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应当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逐步取消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的模式。

多维冲突下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实现

“官告民”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现状导致了诉权不平等、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制度对行政权的监督意图落空等问题。现行规范的设计诱因、学界关于程序适用类型的争议源头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官与民在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关系及其在当代法律体系中的话语权问题。通过技术对比发现,此类案件性质与民事诉讼程序互不适配,平权行政行为亦属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从而论证了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性。并提出行政诉讼是“官告民”案服从依法行政方针的具体场景,多样行政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指向与诉权平等等观点。在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后,伴生的重要变化是“官告民”案中的行政机关须依《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承担更多举证责任,且检察机关可将法院和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同时纳入监督范围。此外,其要求《行政诉讼法》进行的相应调整,包括立案范围在诉讼主体维度的扩张、跨域管辖制度的进一步推广。

征地补偿协议案件的行政诉讼困境及应对策略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行政协议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征地补偿协议为例:在行政诉讼中,各方参与者对于行政协议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但仍存在瑕疵。相对人层面,其真实诉求在审判过程中不易得到满足;政府层面,行政协议中需要加以监管的部分存在监管缺失;法院层面,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避免真正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除政府层面须完善行政协议配套监管措施外,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公共权力分工与救济制度承继——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之思考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具有密切的联系,二者作为行政救济的主要方式具有一定的制度承继与制度协调功能。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工的不同使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被赋予不同的价值与使命。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关系在我国显得更为复杂,对其之间关系的考量与协调的思考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探析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致使权益受损时,如何保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前者是行政诉讼,后者为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途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是本文思路的出发点。

行政复议后行政诉讼适格被告问题探讨

中国行政复议后被告认定的法律规定具有特定的立法背景。由于行政复议体制的原因,司法解释的补充规定并没有改变行政复议的困境,反而出现了复议维持普遍化、复议不作为鲜有后顾之忧、复议不利变更禁止虚置等问题。在将行政复议界定为行政司法属性的基础上,确立原机关为被告的认定规则,客观认识行政复议决定的效力,坚持诉讼期间暂停执行的原则,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履行好复议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