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

低强度行政审查下得出的有限事实与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的要求存在某种张力,应解决协同性问题。功能主义视角下,提高效率形成的低强度行政审查产生并主要存在于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低强度行政审查满足了“放管服”改革需求,并回应了由此带来的监管挑战。在规范主义层面,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有赖于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低强度行政审查作为一种认定法律事实的机制,所得出的有限事实可视为“法律事实清楚”,由此,低强度行政审查与行政法体系的紧张关系可得以消解。低强度行政审查的运行需要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改革。

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行政审查的困境检视与完善思路

社会组织针对涉行政行为的环境侵权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履被驳回,对此情形,一方面是环境权益的维护需要,一方面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二维困境下问题的关键点主要落脚于社会组织的行政公益诉讼资格。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可取进路之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和与检察机关配合都仅能做出有限的回应,因此需要探索考虑扩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赋予社会组织提起该类诉讼原告资格并明确其处于第一诉讼顺位。

如何确定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基于专利行政审查和司法审理两个阶段的比较分析

专利行政审查和司法审理是发明寻求专利保护的前后两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阶段各司其职,其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内容上也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同一项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在行政审查阶段和司法审理阶段所确定的范围有所不同。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以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为切入点,以司法审判案例为桥梁,分析司法审理和专利行政审查中的差异,探寻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解释标准执行一致的有效方法。

美国行政审查制度探析——美国违宪审查研究进路的转换

美国的违宪审查不能等同于司法审查,美国联邦主席同样享有在职权范围内解释宪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即行政审查。文章对美国行政审查制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作为对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研究进路转换的一点粗浅的思考。

广告法修订与广告行政审查制的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政府职能转变列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简政放权则是改革的主要措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修订广告法所确立的广告行政审查制度,不仅影响到广告法律制度自身的完善,也关系着我国广告行政监管职能的转变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差异性补贴的规制路径——以欧盟国家援助行政审查模式为借鉴

政府补贴作为助推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本应具有中立性的价值取向,但在实践中却被异化为＂差异性补贴＂。欧盟建立了行政审查国家援助的规制模式,这一模式奉行原则禁止与例外允许的规制思路,对象上区分现有国家援助与新国家援助,并建立国家援助的例外豁免规则。与此同时,国家援助围绕＂数量减少,针对性增强＂的目标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使得对国家援助的规制具有权力集中、利益平衡、服膺统一市场等特点。这些特点高度契合我国现状具有很强的规则适应性。我国应借鉴欧盟规制经验,建立行政审查规制模式,严格规范各类政府补贴,防止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

非诉行政审查的强制执行模式分析——从行政权、司法权分配的角度进行考量

《行政强制法》颁布后,对行政强制权进行了限制和规范,然而从非诉审查执行实践中看,一些行政机关囿于强制权的限制,在行为人进行违法行为的萌芽阶段缺乏强力的强制手段予以遏制,违法行为持续进行,以至于最后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文章从在强制执行中行政权、司法权的分配角度进行分析,找出行政监管滞后的原因,意图在非诉执行审查中建立先予执行的制度,希冀能够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的完善上有所裨益。

法院行政审查权论

试图通过分析我国的人民法院被赋予的有限的行政审查权，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坐标上，对我国法院的行政审查权进行理论性、系统性的阐述，从而得出“法院的行政审查权还需强化和深化”的结论，并具体的提供了相关的操作方案。

工商登记的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对一起工商登记行政案件的法律思考

[要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查公司登记事项时应采取形式审查的审查方式。但形式审查只是不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取证,工商机关仍然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工商备案的材料反映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

行政审查制度:行政纠纷非诉解决的新方式——以国外实践经验为借鉴

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纠纷和现有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我们应当建立行政审查制度,即成立一些相对独立的行政审查机构,以更加快捷、低成本的方式有效解决行政纠纷。通过考察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日本的行政不服申诉制度和韩国的国民苦衷处理制度等好的做法,可以看出,行政审查机构能否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制度成败的关键;实现便民性与严谨性的统一是行政审查制度的程序保证;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是行政审查制度的基本保障。

抽象行政行为审查体系的构筑

针对我国抽象行政行为泛滥的状况,其审查体系的不完善,公民的权利往往其侵害而得不到救济的现状,通过审视我国当前的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应建立行政与司法审查制度,进而探讨了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全面设想构建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体系。

论我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行政审查程序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受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变化的影响,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把并购目标选择方向转向我国境内企业。作为我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主管机关的商务部在履行相应行政审批职能活动中的程序正当性问题将日益成为公众注目甚至诉讼中的焦点。

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

在台湾,行政命令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或者基于职权针对未来的一般事项制定和发布的抽象规范。为了解决行政命令的违法、"违宪"问题,台湾地区健全了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一,厘清行政命令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规范审查提供基础;二,强化立法审查,确认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此制度虽有明显的进步,但仍有检讨的余地。

行政立法司法审查之成因

在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于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立法不具有审查权,而其他国家则毫无例外地将这种审查权赋予了法院。法院在诉讼中之所以必须审查行政立法,不仅是由于议会审查和行政审查存在着缺陷,而且也是由于司法权的特点决定的。法院的这种审查权是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审查权,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无法落实。

论行政诉讼审查的适当性

行政诉讼审查的适当性是指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应达到什么程度。目前,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审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而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包括合理性审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审查体系,架构合理的审查模式,有必要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分别确立适当的标准和范围。

论法官在行政司法审查中的法律解释权

法律解释可以区分为规范解释与个别解释,规范性解释权实际上是一种立法性权力,是立法权在法律适用领域的延伸。作为具体的法律适用者的法官只能享有个别性解释权而不能分享规范性解释权。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权利保障

关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论家们一般都认为:在民主国家,国家权力源于公民权利并以服务于公民权利为依归。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预设,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必然对公民权利带来威胁和侵害。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体系中,选举的监督、议会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固然对制约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作用,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则是权利保障的基石与核心。

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体系的重构——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与司法适用为视角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据此,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具有突出的限制行政权力的性质和功能。在法律对行政权限制和行政权自我限制的双重条件下,应当重构行政行为的诉讼审查标准体系,以更积极的司法公正能力和作为,支持国家建设法治政府的努力。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