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应急性原则的适用路径

司法实践中,行政应急性原则的适用呈现出混乱局面,并同现有理论相冲突。作为紧急状态下公权力行使依据的行政应急性原则应遵守特殊的处理规则。对此需通过阶段的划分明确行政应急性原则同一般规则或规则之间的冲突模式并加以解决。在解决方法上,阿列克西的原则权衡理论可资借鉴,但应注意将其引入行政法领域的适当性并避免对重力公式的僵化运用。行政应急性原则适用路径的具体步骤应为:首先,确立某原则的受损害程度;其次,确立行政应急性原则出场后是否适用,若应适用则进入下一步并确立其重要程度,若不应适用则不得突破现有规则;最后,对比两原则之间的程度以此作出优先适用的判断,但应注意另一原则并非绝对排除。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药品监管实践中的运用和思考

目的探讨我国药品监管应急机制的情况。方法对行政应急性原则在药品监管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我国的药品监管应急机制仍需完善。结论 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建立和完善应急预案,在突发事件中,正确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采取应急措施,以保证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

行政应急性原则与高校行政应急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行政法中的重要原则,亦是高校行政所需。高校作为行政主体,不仅享有法定管理权力,而且在应急行政过程中有权采取即时强制措施。这种即时强制的权力是高校基于公益性质而生的固有权。

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在行政法中的确立

通过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的法律体现、行政应急性原则在行政法中确立的理论基础、行政应急性原则在行政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四个方面的论证,可以认为,行政应急性原则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在行政法中确立。

行政应急性原则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的冲突及平衡

行政应急性原则和公民权益保障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重要原则,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管理与处置中,由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的权力优先性、紧急处置性、程序特殊性、社会配合性、救济有限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发生现实冲突。建构行政应急原则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的平衡机制须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过程中保护公民权益的相关制度,建立突发事件下公民权利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

行政应急性原则研究

行政应急性原则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其内涵和外延具有模糊性。若要明晰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定义,需对作为其目的的“公共利益”予以界定,明确其适用的社会状态和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指导应急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规范和指引行政应急权的行使和作为应急行为司法审判依据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以有效解决突发事件和最大限度保障人权为判断标准,将效率原则、比例原则以及尊重和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原则归纳为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提升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非典”又让人们重新讨论起这个话题。但无论是“非典”时期的应急实践,还是现代公共应急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趋势,抑或行政法基本原则本身的特征和功能,都说明行政应急性原则不应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完善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处置法,用合法性去整合现实正当性,用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来指导和规范行政紧急权力。

公共危机管理·行政指导措施·行政应急性原则——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措施引出的行政法学思考片断

导言2003年春夏之交举国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的政府应急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重视,也促使人们对一些新的行政现象进行更细致深入的观察思考。

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内涵、证立与展开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中国行政法学罕见的原创性概念,但也一直被批评为不利于应急法治。这是对该原则的误解。其内涵是:为应对紧急事件,基于公共利益的必要,应在事前制定法律规范,突破日常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应急权力,促进有效应急,但仍须尽量持守法治价值,避免无限授权;若按照既定法律还不足以应急,则应采取违法应急措施,但事后须接受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审查,方可获得追认和免责。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法律原则的特征,亦符合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能为完善事前应急立法的程序、内容和效力以及应急行为事后审查的渠道和逻辑提供规范性指引。这一由中国学者首倡的概念,理应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一阶段的应急法治建设。

论应急行政法的部门定性及其法治发展路径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促成的应急行政的职能专门化,进一步显示了应急行政单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突发事件“大应对”或“大应急”的体系应运而生、应时而行,就这一点而言,同为大国的美俄应急管理的国家安全化趋势,对我国应急行政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定位有着明确的启示作用:部门协调需要强化,资源调配能力需要进一步统合。行政紧急权21世纪初走上前台的过程,不同于当前应急行政权的统合,两者有着不同的功能与理论侧重。应急行政法的原则应进一步体现专门化,同时考虑利益衡量的问题。应急行政法应契合社会共治趋势,体现其部门中的“软”属性,同时注重本领域法律规范的有机整合。

非典危机启示之一:应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

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当前行政法治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应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并指出这符合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要求。

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制度的法律规制

在风险社会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频率和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危机应对的核心举措,应急处置制度存在立法滞后、权力合法性基础薄弱和利益分配困难的固有矛盾,导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的产生。为有效化解矛盾,法律规制势在必行。据现实考察,在我国“一案三制”的基本框架下,应急处置制度总体较为完备,但依然存在导致“应急失灵”的风险因素,其背后反映出立法结构、权责配置和机制设计的缺陷。对此,应从理念、立法、体制、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制度规制:增强应急处置的服务属性和治理元素,推动各层级法律规范的适时更新,完善权责配置和监督方式,形成紧密衔接、有序运行的防控、救助、补偿和保障机制。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已成为政府危机管理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行政指导体现了现代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特色,体现了行政关系的平等化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及限度。所以现阶段特别需要加强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研究,积极地探讨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内涵及指导原则,正确地运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指导。

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

本文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问题，提出应充分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特点，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疫情防控中公权和私权的失衡与平衡

疫情防控是一场法治“大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在特定状态下,公共权力的内容及范围相比于常态下有所扩展,公民权利需要一定程度的减缩,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处于一种合法的失衡状态,表现为权力主体的扩大、权力内容的扩展以及公民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与消减。如何在公权与私权失衡中维持相对平衡,防止权力滥用,避免公共权力的过度行使和公民权利的过分缩减,是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公权扩张应当以法定实施主体为“限”,以法律授予权力为“界”,以控制公共疫情为“度”,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非法进行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的减损应当得到补偿和救济。

论我国警察征用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征收、征用补偿条款,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这将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警察征收、征用制度,但我国警察征用一直是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因此,在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时,研究警察行政法中的警察征用法律制度有着独立的重要意义。

行政应急措施的合法边界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政府都采取了大量严防死守的"硬核"措施,这也使得紧急情况下政府应急措施的权力边界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行政应急措施的法律依据来自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以往较少被学界提及,在司法实践中也运用不多。但在此次疫情中,大量行政应急措施的合法性不断面临质疑和挑战,说明对于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研究和讨论有现实意义。

观点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中国行政法学罕见的原创性概念,但也一直被批评为不利于应急法治。这是对该原则的误解。其内涵是:为应对紧急事件,基于公共利益的必要,应在事前制定法律规范,突破日常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应急权力,促进有效应急,但仍须尽量持守法治价值,避免无限授权。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法律原则的特征,亦符合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能为完善事前应急立法的程序、内容和效力以及应急行为事后审查的渠道和逻辑提供规范性指引。这一由中国学者首倡的概念,理应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一阶段的应急法治建设。